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仑苍镇高新技术园
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变形记》，里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大家都知道那是小说，在神神叨叨的作家笔下，人变成啥都不稀奇。
她这么一说，我好像记起来了。我说“好像”，是因为我的记忆是模糊的。模糊既来自时间的久远——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也来自于我当时的昏迷状态——变蚕的过程我根本不知道。
但变蚕之前的事情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已经七岁了。那年夏天是我灾难的起点，一个蝉鸣如吼的午后时分，我姑姑和她的几个伙伴在我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做针线，我在她们旁边玩耍，姑姑口渴了，叫我给她端一碗水来。我家装凉开水的瓦罐搁在灶台上，我站在地下够不着，就爬上灶台。这时候灶台上的大铁锅正熬着麦仁粥，我不小心踩到锅盖上，锅盖侧滑，我一脚踹进了滚烫的麦仁粥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被抱出来时整个脚丫子几乎烫熟了，那种疼痛几十年后我依然刻骨铭心。从脚掌脚背到脚踝，很快冒出一串串亮晶晶的水泡，小的像珍珠，大的像葡萄。
姑姑及家人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有邻居提议赶快降温，于是舀来一盆凉水，把我的脚浸在里面。又有人贡献出偏方，说可以敷上浆水菜，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无论是睡着还是清醒，脚总是被架起来，上面挂满一根根淡灰色的芹菜秆，好像我的腿是晾晒干菜的架杆。
这里不得不说说浆水菜。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小菜，做法很简单，把老芹菜、萝卜缨子、雪里蕻等在开水锅里煮熟，连菜带汁舀入瓦罐缸盆，再加入面汤，盖紧捂严，让其发酵，几天后菜叶变黄，汤汁变酸，便可食用。在今天，浆水菜只是特色美食，可在那个缺粮少菜的年代，它是老百姓的救命菜。因为新鲜菜没法久放，在收获季节把它们泡成浆水菜，可以在吃不上新鲜菜的时候调剂寡淡的饮食。浆水菜不光可以吃，泡菜的水也不能浪费，它可以煮面条，酸酸的味道节省了醋。更常见的是把浆水当成解暑降温的饮料，因为盛放浆水菜的坛罐为了防腐，一般都搁在阴凉处，特别是在幽深潮湿的窑洞里，所以滗出的浆水冰凉酸爽。夏天伏季，人们从火热的田野劳作回家，暑热难耐，喝上一碗浆水，那种沁入肺腑的清凉，一下子浇灭了从外到里的火气。
我后来一直奇怪，为什么家人不送我去医院？要知道那时候我还小，烫伤很严重，能想象我惊心动魄的哭闹一定持续了很久，难道他们就不心疼吗？万幸的是，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脚上挂满芹菜叶，时刻都被闹哄哄的苍蝇包围着，但烫伤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皮肤没有留下疤痕。
烫伤好了之后，我莫名其妙地得了另外一种怪病：浮肿。刚开始时只是早晨起来手指肿胀，握拳不实，到中午就消退了。后来发展成十指肿胀不消，眼泡也肿起来了，再后来是下肢浮肿，用手指按一下小腿，就会陷下去一个深凹。最厉害的时候，脚肿得像砖头，鞋子都穿不进去。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一袋大水囊，动一动都能听到水的晃荡声。
这时候我爷爷出场了。他是决定我生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同时还是一个半拉子医生。这两种身份结合起来，让他在怎么样对待我这个病患的问题上一言九鼎。我爷爷从小就在一家私营药铺里当店员，后来熬成了这家药铺的掌柜，公私合营后他作为资方代理人，成了国营药铺的副经理。他这个身份，不要说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数千人的村子里，也是极其显赫的。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为说错话，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在外面他变得谦卑内敛，但在我们家，他依然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他半拉子医生的身份，也与他的职业有关。他是药铺的配药员，数十年跟药材打交道，对药材的药理属性了如指掌，后来也自以为可以给人开方治病了。但他并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中医，不会把脉验舌，别人不相信他，他就在自家人身上练手。碰巧我这时得病了，在我爷爷看来，这算不得什么大病，他绝对可以给我治好。
我后来猜想我爷爷给我开的中药应该都是泄水利尿的，因为我喝了这些中药后，不停地撒尿，当然，身上的肿胀也很快消失了。可是这维持不了几天，一旦药效过去，旧态立即复萌。这种一消一胀的过程，就像孩子们玩的“吹胀捏塌”——猪尿脬。随着这种反复的频率慢慢的升高，我的病越来越厉害了，我不但浑身浮肿，而且心急气短，渐渐地，行走都困难了。稍微活动一下，气喘吁吁，虚汗淋漓，身软腿颤，脆弱的腿干根本支撑不起沉重的身体。
这些感觉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到后来，我就没有记忆了，因为我昏迷过去了。在我昏迷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家里决定不救我了，放弃治疗。我推测这个决定是我爷爷做出的，我父母亲无奈，只得同意。假如不是发生第二件事的话，我绝对被扔进死娃沟。我们村子真的有这么一条沟，真的就叫这一个名字，很可能它原来是有其他名字的，由于村人常向沟里扔死孩子，渐渐地，它的原名就被死娃沟代替了。那时候儿童的夭折率很高，这其中有病死的，也有不明原因的死亡——多是女婴。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死娃沟是很阴森的地方，人们轻易不去那里，那里的常客是野狗，甚至传说有狼出没。
就在家里决定抛弃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一个人找上门来，是她救了我一命。我后来把这个对我有大恩大德的女人拜为干妈。
我变成蚕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昏迷不醒，躺在炕上。由于肿胀，充满液体，我的身体膨大了一倍，加上小孩的皮肤又嫩又薄，在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照耀下，我真的很像一只圆鼓鼓、亮晶晶的即将上簇的大肥蚕。
我妈一直守在我的身旁，泪流不止，她知道她儿子就要被扔进死娃沟了，这是我们母子相处的最后时刻。可是我命不该绝，妈来了。
她是一个热心的异乡人。当然，所有嫁到我们村的女人都是异乡人，不过她不一样。别人的“异乡”仅仅是异村——乡下结亲，择偶的范围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十里路；而她却是真正的异乡，她娘家在百里之外的三桥，三桥是省会西安的郊区。郊区人也算是市民，相比我们这些农民，她在当时算是有高贵身份的，我不知道她为何远嫁到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变故，可惜她守口如瓶，始终没告诉我。
妈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建议我家人立即把我送进医院治疗。从发病到濒临死亡，我始终没去过医院！这其中的原因，我后来猜测，无非两点：一是我爷爷相信他可以治好我；另一点是没钱，去不起医院。中药本来就不值钱，加上我爷爷一直在药铺工作，能够轻松的享受内部职工的成本价，所以我吃中药花不了几个钱。但进医院就不一样了，医院是要花大钱的，吃药打针对毫无收入或者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那都是天价。在乡下，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人多的是，我爷爷直到终老也没进过。
我家当时穷得叮当响，子女多，劳动力少，每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如果我爷爷当时有正常收入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偏偏他因为老问题，被监督改造，在单位，人家只管他吃饭，不给工资。这种家境，哪里有钱送我进医院。
妈的建议是，不但要送我进医院，而且要去大医院，因为我眼看就不行了，小医院救不了。
自然就卡在钱的问题上了。妈对我父亲说：“黑娃兄弟，你去借，向生产队借！”然后又对我爷爷说：“四叔，你也去借，到你单位去借，跟你同事借！”最后她说：“我好歹也能借给你们几个钱，咱们合力救下这个娃，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聪明得很，没上学就会背《三国》呢！”
能背《三国》，这是真事，也不是真事。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只会背诵《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那些片段。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一到节假日，如果恰好阴雨天，我爷爷不上班，也不能下地干活，他就会躺在炕上诵读《三国演义》，大概因为心境的缘故，他最爱的片段是“三顾茅庐”，最欣赏的是卧龙岗上散淡的诸葛亮。我爷爷念过私塾，从小养成诵读的习惯，他读书时总要把我搂在怀中，让我当他的忠实听众。学龄前儿童正是需要故事滋养的时候，于是我在他反复的诵读中记住了三顾茅庐的一字一句。
我是怎么被送到省城的儿童医院的，昏迷中的我一无所知。后来是父亲告诉我的，他和妈护送我去医院。他们从我们村附近的绛帐车站扒上货车，注意，不是坐车，是扒车。坐客车是要买票的，他们不想花这个钱，钱是留给我治病的。他们在车站外的铁路旁等待，货车从车站发车后，初始速度并不快，当列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伺机抓住车厢的扶梯，攀爬上去。为了行动隐蔽，不被车站的工作人员抓住，他们选择夜间行事。这个行动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他们可不是铁道游击队，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干这种事，而且身上还有沉重的负担：我父亲背着我，妈背着一个装满行李的大包袱。黑夜当中稍有差池就会摔下来卷进车轮里，可是为了节约费用，他们奋不顾身。谢天谢地，他们竟然成功了。
快到三桥时，为了不被抓住，他们必在车站外下车。列车尚在减速之中，他们冒险从扶梯上跳下来。妈带领我们去她娘家，打算在那里歇一个晚上，明天再去西安。因我们是忽然到来的，而且是半夜三更，干妈在外面叫了好久，娘家的人才出来开门。门一打开，里面的人发出一声惊叫，立即又把门关上了。
原来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从拉煤的货车上爬下来的，满面乌黑，来人打开门的一瞬间，院里的灯光正好照在我们脸上，他看到的是两位阴森森的黑脸人堵在门口，还以为是土匪呢。
好不容易解释清楚了，人家才放进去。按理说，妈多年都没有回娘家了，她兄弟见了姐姐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因为我，他们姐弟俩起了激烈的冲突。他弟弟坚决不让我们住：“这娃娃都病成这样了，眼看……怎么能待在家里？”
我醒来时已经是几天之后了，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是洁白的天花板和墨绿色的墙壁以及并排的架子床和床前竖立的吊针架。这些已经让我很惊奇了——我从来就没进过医院，更让人惊奇的是我现在的姿势：呈V字型入一个鼓囊囊的汽车内胎中！
我睁开眼睛时父亲潸然泪下，我昏迷不醒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凝噎着呼喊我：“平娃，你……你活了！”
父亲告诉我，我已经住进了省城儿童医院，经过抢救，我渡过了危险期。我的病被诊断清楚了：慢性肾炎。医生告诉我父亲，我本来得的是急性肾炎，如果及时治疗，很快就会好的，可是硬被拖延成慢性病，现在已经到了尿毒症的边缘，如果再耽误的话，必死无疑。
我现在极度虚弱，呼吸困难，再加上全身浮肿膨胀，一旦躺下，液体涌向胸部，心脏受压增加，很可能猝死，所以医生用汽车内胎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躺椅。一个七岁小孩的身高也就一米多一点，我被折叠轮胎中空处，脖子枕在一侧，腿弯搁置在对面一侧，恰好是一个舒服的半躺姿势。
我醒来时干妈已经回去了，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当时一无所知，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后来把她当亲妈一样感激和孝敬。后来她过世时，我在她的坟头上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人误以为我是她的亲儿子。
父亲也要回去，我们欠了生产队那么多款项，他必须靠劳动偿还。走之前，他为我输了血。我必须输血，才能缓过劲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买血还是自己供血，我父亲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那么粗的两管子！”父亲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用手比划针管的形状，我知道那是400毫升。我想象他抽血时的心情是很悲壮的，因为我们乡下人一直坚信一滴血十年粮，血就是人的命，可是现在他面对的是他儿子，不要说是献血，就是献命，他眼睛也不会眨一下。
代替父亲在医院守护我的，是我奶奶。因为她年纪大，又是小脚，不能下地干活，不算劳动力，可以离开生产队到西安来照顾我。
在医院的生活，至今让我最难忘的是吃饭。我是病人，按规定必须由医院供给伙食，这当然是要花钱购买的。每天晚上，护士都会带着菜单到病房登记，病人选择第二天的饭食，到饭点时炊事员会推着车子把你的饭菜送到床头。饭菜价格差别很大，有的病人经济条件好，还嫌医院的伙食标准不够高，陪伴的家属会到外面点菜带回来，相当于现在的外卖。对我来说，我别无选择，只能吃医院的伙食，除了节省之外，更要紧的是要忌口，肾病不能吃盐，我的饭菜都是淡的，医院食堂有专门的无盐饭食。
经过那个时期，谁要问我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盐！我整整吃了两个月的无盐淡饭，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无法体会其中的痛苦。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很愧疚，我邻床住着一对母子，小孩得肺炎，年轻的母亲陪着他。他们都是城里人，在伙食上从不苛待自己，有一天中午他们点的是冬瓜肉烩面，因为都是趴在床头柜上吃，我们挨得很近，人家碗里的香味扑鼻而来，我端着寡淡无味的面条难以下咽，最后就哭闹起来。我那时还是小孩嘛，而且已经忍受太久了。
邻床的阿姨很热情，她给我奶奶说：“拿碗过来，我给娃娃分一些，我吃不完。”
这时惊动护士了，她进来制止说：“不能给他吃这个，有盐！要吃，可以订一份无盐的。”
奶奶忍痛给我订了一份，我一下午都在期待，想象中的美味让我口水涟涟。好不容易等到晚饭，当我端上那碗期待已久的大肉面时，我第一筷就直奔浮在上面的肉片，可是急不可待的结果让我欲哭无泪，没有盐的肥肉油腻腥膻，难以下咽！
尽管我吃的是无盐饭，但毕竟我还是有食堂吃的。我奶奶就不能了，我们家支撑不起两个吃食堂的。她来西安时背了一个大布袋，里面装都是自家蒸的馍馍。绝对不能把它想象成今天的细面大蒸馍，那时候没有！平时都是粗粮，过年时才有粗细粮杂拌的馒头吃。不过粗粮有个好处，就是瓷实，蒸出的馒头耐放。
每天吃饭时，我吃食堂供应的，奶奶就拿一个喝水的大茶缸，把馒头掰碎，用开水泡成糊糊，放一撮盐进去，呼哩呼啦就喝光了。
粗粮馒头即使再耐放，时间久了也会发霉。现在我眼前还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奶奶把长了绿色醭子的馒头用湿毛巾擦拭干净，像码砖头一样搁在病房的暖气管上烘烤。可是这些烘烤干了的馒头不可能立即吃完，后面它们又会长出醭子来，而且由于反复烘烤，馒头开裂，灰毛都长在里面了。到最后奶奶也没办法，干脆就喝灰色馒头粥。
我邻床的那个带小孩住院的女人与丈夫有矛盾，她丈夫是一个交通警察，戴着白色大檐帽，有时还会拿着红白相间的指挥棒来病房。那一天他们忽然吵起来了，女的骂男的外面有人，我不懂是啥意思，只是惊讶这个平时和蔼可亲的阿姨一下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她抓起一个馒头去砸那男人，把那男人打得仓皇逃走。馒头飞过来，钻到我们床下，我奶奶爬到床下把它捡起来，送还阿姨。阿姨不要，让奶奶扔到垃圾桶里去，但奶奶没有。那是一个白花花的细面馒头，奶奶拿毛巾把上面沾染的灰尘擦了擦，藏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几天后邻床出院了，奶奶才把这个馒头拿出来给我吃。我坚决不吃，我说我有食堂，让奶奶吃。奶奶一脸幸福，把这个白面馒头掰下一小块，跟她的粗粮馒头掺在一起用开水泡。这样的混合餐她吃了好久。
即使这样，奶奶也没有吃过一颗鸡蛋。那些鸡蛋是父亲从老家的亲属和朋友处凑来，送到医院给我当补品的。我那时身体很虚弱，极需加强营养，因为不能吃盐，我吃不下肉，医生建议多吃鸡蛋。
那时候的鸡蛋对农民来说可是宝贝，一个鸡蛋能卖五分钱，顶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
每天两颗鸡蛋，持续一个多月，可把我吃腻了。为了改换口味，奶奶尝试过各种鸡蛋加工法，蒸鸡蛋、煮鸡蛋、冲鸡蛋、煎鸡蛋……最奇特的，是我吃过烤鸡蛋。医院烧锅炉的师傅是从乡下来的，他很同情我们，奶奶在锅炉房灌开水从不受限制，他告诉奶奶鸡蛋可以烤着吃。奶奶把鸡蛋拿来，师傅把炉灰铲出来，将鸡蛋埋在里面，一会鸡蛋就熟透了。
我奶奶活了七十四岁，她过世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弥留之际，她一直指着悬挂在窑洞横梁上的一只篮子，家人把篮子拿下来，里面放着一些点心和糖果，那是她患病期间亲戚看望她时带来的礼物，她藏了起来。当她看到这么多东西时，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可是她肯定是要说什么的，因为她是张着嘴巴离开这样一个世界的。
因为怕我回家的路费花销，家里没有告诉我奶奶病重的消息，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奶奶陪着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之一。当知道奶奶离世的消息时，我跑出学校，来到外面的田野放声大哭。我看见桃花落了一地，像斑驳的血痕，只是不知道那块麦田当年有没有减产？
我住院长达两个月时间，在今天这是很难来想象的。眼下，除了干部病房或者特别有钱的人，医院一般不可能让病人住这么久。第一，你可能付不起长期治疗的费用；第二是你的病情复杂，医院不愿意在你身上冒险。可那时候的医院不是这样的，起码我碰到的这家不是。我当然遇到了治疗费用支付困难的问题，我入院时只缴纳了部分费用，后续治疗只能挂账。医院不断催促我们续费，可是我们哪里有钱啊！家里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架子车卖了，门口的树卖了，养的猪卖了，如果不是为了给我送鸡蛋，所有的鸡大概也卖了……即使这样，所得进项也十分有限，根本抵不上我在医院的花销。
为了挣钱，我母亲给别人家孩子当了奶妈。那时我妹妹不到一岁，正是吃奶的时候，有人介绍我妈给附近镇上一个女婴当奶妈，每月五块钱。人家把孩子送到我们家，我母亲其实是保姆兼奶妈，她既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回家要做饭，还要哺育管理两个婴儿，劳累辛苦可见一斑。那时大家的口粮都不足，我母亲连吃饱饭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有什么营养品了。她吃不饱，奶水自然不足，不可能同时喂饱两个孩子，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她下狠心给妹妹断奶。可是妹妹还小啊，她不肯喝玉米面糊糊，就要吃奶。母亲无奈，就给自己抹上辣椒，让妹妹来吸，妹妹一噙住奶头，就放声痛哭，这样几次后，妹妹再也不敢吃奶了。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每抹一次辣椒，自己就哭一次，一是愧对自己的女儿，二是粘上辣椒，那种疼痛像针扎一样尖锐。
至今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尽管我们缴费不足，但医院始终没中断对我的治疗。我的病日渐好转，最终出院的日期也确定了。
出院之前，我所在的病房经历了一次盛典。护士在我的床头摆出一长溜的广口玻璃瓶，一直从病床前排到外面走廊上。医生告诉我：“一天时间把这些尿满！”
我不明白为何需要收集这些尿液，后来我想他们大概是要做科学研究吧。毕竟像我这样的重症肾病患者被治好的并不多见，这个案例需要记录和总结。
我一直都是透明的蚕，仰卧在充气的汽车内胎上。在医院里，医生与我爷爷原来的治疗方式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急于给我排水，而是消除炎症，增强体质，到最后才完全解决问题。
我无法站立，要撒尿时必须被人扶起来，同房的陪护很乐意效劳。我那天好像是水龙头拧开了阀门，长尿不断，我奶奶小脚，取瓶子都来不及，别的病友喜滋滋地代替她跑路。我每尿满一个瓶子，病房里就发出一阵欢呼，就像在体育场观看射门或投篮那样激动。
当天晚上，我如期完成了任务。与此同时，我奇迹般的缩小了体积，由透明的胖蚕变成了精瘦的蚂蚁。我感觉自己卸下了千斤重担，或者是脱去了厚厚的棉袄，周身的皮肤和神经变得格外敏感。
重获新生当然指我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同时也指我回复到婴孩状态：我头发脱落了，重新长出新发；说话也变了腔调，学了一口半文不白的西安普通话；更离奇的是，七岁的我不会走路了，只能像婴儿一样爬行。
爬在病房的地板上，我发现地板是水泥的，我爬出病房，看见外面的楼道是水泥的。当父亲把我背到火车站，我在车站广场爬行，在候车室爬行，那里的地面全是水泥的！于是我明白，城市就建在这种硬邦邦的石板上，它与农村根本就是两个世界！可是城里需要土啊，我在病房里听到城里人讨论打煤球和养花的事，那些都是需要泥土的。
我们确实欠医院一大笔钱。按理说，医院是不会让我出院的，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给医院把钱缴了。可是，我们真的没钱！还是那个烧锅炉的师傅好，他在医院待得久，知道一些名堂，就告诉我奶奶，让我父亲找生产队开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家确实贫困，并担保我们以后一定偿还。在我出院的时候，我父亲带着这样的证明来了，确实像那个师傅说的，医院审查后认可这个证明，竟然把我们放走了。
直到我后来上中学，有一天家里来了医院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人家来讨债了。我们都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来人问了我们家的收入状况，实地察看了我们的家境，最后拿出一张欠条，让我父亲在上面签字。来人说：“我只是来确认一下，现在是工人阶级管理医院，我们要清理以前的账目，看到农民兄弟确实困难，我们工农联盟一家人，这笔欠款就免除了。”
对于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出院后好几年，我们都没有提起医院欠费的事，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其实不然，我知道大人们都在内心惦记着，只是我们依然贫困，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分次分批还吧，又觉得不妥，所以就拖了下去。更隐秘的原因吧，我猜测，我父亲肯定觉得，反正我们已出院了，医院又没有催促，那就往后推延吧，拖到啥时算啥时。没想到，最后竟然把这笔欠款拖没了！
我爷爷得的应该是心脏病，这是我后来的猜测。我们有家族型高血压遗传，从我爷爷到我父亲再到我，都是这样。不同的是，我父亲和我都得到及时治疗，靠药物控制住病情。我父亲现在八十八岁，每天健步如飞，还能下田劳动，是村里最高寿的老人。可我爷爷就没这个福气，他六十出头就倒下了。我清楚地记得，我爷爷倒地后不久，就被放置在堂屋的一张床上。以前关中人不睡床，我们只有炕，那些将死的人才会被安置在床上。这种床也不是正经的床，是临时把门板卸下来架在凳子上凑合的。我们老家一带的土话，说把某人“抬到床上”了，就是告诉别人，这人马上要死了。
我爷爷被抬到床上，那时正是暑假期间，天气炎热，苍蝇横飞，我父亲就让我坐在床边，给爷爷赶苍蝇。爷爷时昏时醒，他醒来时就喊：“黑娃，你给我吃药啊！”
我父亲请来了大队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医生拿听诊器在我爷爷胸口按了一阵，然后摇摇头。这是我爷爷得病之后我见到的唯一一个医生，也是最高级别的医生！
爷爷的最后时刻是我一个人陪他的。父亲在忙着挖墓地，母亲在准备孝布之类的丧葬物，尽管爷爷还有一口气，但家人已经把他当死人对待了。爷爷不断地呼喊：“给我吃药！”我不断地催促父亲，可是爷爷最终没有等到救命药。
我一直强忍的眼泪夺眶而出，滴到爷爷苍白的脸和花白的胡子上。那一刻我竟然忘记了害怕，替爷爷抹上直瞪瞪的眼睛。
爷爷如果被送进医院，可能不至于要命，可是他也遭遇了我以前的遭遇。不同的是，我遇到命中的贵人，他没有。
这当然与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可仔细想一想，也未必完全如此。更深的原因，似乎是来自于一种对生命的价值观。
有人会问，你们家人是不是特别残忍，没有人情味？当然并非是，爷爷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成员，早年他的收入养活了一家人，后来他虽然遭遇坎坷，但全家人还是以他为荣，我们怎么会对他刻薄以待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庄稼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们都以为生命是个自然的过程，有诞生，有成长，必然有凋亡。这个周期在不同时代是长度不等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标志着他老了，该谢世了。这样一个时间段他得了病，大家都认为很正常，这是他该上路的时候了。正常的情况下家人也不会给他请医生，更别说送他进医院，那是无济于事的。
确实无济于事，这是被经验反复证明了的。后来我琢磨出了其中的缘故，因为那时的农民有病都是硬扛，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医院，而一旦进了医院，基本都是大病恶病的晚期末期，医院也回天乏术，结果钱花了，命也送了。所以农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该死就死吧，这是大限，谁也逃不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所见的那些大人，五十多岁都是老人状了，他们头发花白，皱纹满面，弯着腰，背着手，走路缓慢，说话无力。在生产队里，他们不能干重活，只能当半劳力用。哪天他们忽然死了，没有人惊讶，也没有人悲伤，反而觉得：噢，他到点了，解脱了，轻松了，完满了。
不光是家人旁人这么看待逝者，就是逝者自己，当他到了这个年龄时，也是有心理上的准备的。就拿我爷爷来说，他过了五十岁，就给他自己和我奶奶准备了棺材。那是用柏木制成的，就质料来说，仅次于松木。木匠在我家加工了十多天，又请来漆匠刷油漆，全程我爷爷亲自监工，要求精益求精。做好的棺材厚实沉重，敲一下发出黄钟大吕的声音。黑色的油漆锃光瓦亮，可以照出人影，棺材的两头描画有蝙蝠和麋鹿的图案，意寓福禄双全。
那时候我还小，看见这黑沉沉的棺材就害怕，但我爷爷却一直笑吟吟的，显然对它很满意。最可怕的是，棺材做好的那一刻，我爷爷抱起我，把我往棺材里面放，吓得我大哭大叫。木匠漆匠哈哈大笑，我父母过来喝住我，让我乖乖躺到里面去，说这叫“升官发财”！
我后来一直困惑，一个活人在给自己准备死后的归处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不光是我爷爷，我们那个地方的老人都是这样干的。难道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悲伤吗？如果是我，我肯定不能这么镇定，这么淡然，我甚至不能设想我处于这种情景中。
我故土上的那些人，他们土里生，土里长，把生命看作庄稼一样，一年四季，春种冬藏，这是自然的节律，人所能做的就是顺应天命。这是一种悟透生命的旷达？还是被苦难驯服后的无奈？我说不清。我也怕我说清了，搅扰了长眠在厚厚黄土之下的我的先祖们。
还是回到医院欠款这件事上吧。最后医院免除我们的债务，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不是曾经有过内心的窃喜，但对我来说，我一直心有愧歉。很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一次在饭局上和朋友们闲聊，没想到在座的一位女士竟然是那家儿童医院的职工，我讲了我的经历，并且告诉她，我想把我当年的欠款缴清了。更巧的是，这位女士是医务科管理病历档案的，她说，我回去给你查一下，看你当年的档案是怎么记载的。几天之后她给我回了电话说，我们医院没有你的档案。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们的档案保存齐全吗？她告诉我，他们是老牌医院，管理非常规范。
我告诉她我的曾用名，还告诉了我父亲的名字，以及我老家的地址，她反复查证，最后坚定地答复我：没有你这个病人！
作者补白：就在此文写成半年之后，我父亲和母亲在相隔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去世，人生至痛，莫过于此。谨以此文祭奠他们在天的魂灵！
张浩文，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绝秦书》《三天谋杀一位乡村作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