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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我本来打算做一个老宅男，动笔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的，却突然有了与韩冬的邂逅：《啄木鸟》杂志杨桂峰主编让我参与“走近英雄——作家进警营”活动，我答应了她，就在4号那天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天气里，从日照出发，飞越一望无垠的滚滚黄尘，去北京见到了这位英雄警察。

　　其实，我与他的邂逅有几率发生在18年前，那年夏天我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赴新疆采风活动，第一次在北京坐飞机，而韩冬就是那年5月份参加工作，到首都机场当了民警。18年来，我多次从首都机场上天，多次在这里落地，他那时可能就在候机大厅巡逻，就在安检通道站岗，就在到达出口值勤，我与他有多次碰面的时候，但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直到今年5月6号上午，我们才在公安大学里握手交谈，这时，他已年近不惑，我已年过花甲。

　　与他握手之后，我打量他脸上有没有那年遭遇爆炸案留下的伤痕，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将头一摇：“没事！”

　　7号这天，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政治处年轻女民警郑晓媛带我去机场采访。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航站楼里，我面对人流如织、万头攒动的场面，脑海中又冒出了“邂逅”一词。我想，这里应该是世界上“邂逅”频率最高的场合之一。无数人的偶尔会面，无数事情的偶然发生，让人生的丰富性、世界的复杂性进一步得到了诠释。

　　而在此值勤的警察们，每天每天，都会与许多人不期而遇，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在他们眼前。邂逅，成了他们的常态；邂逅之后的应对，既体现了警察的履职能力，更显示了他们的素常修养和精神境界。

　　在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纪委书记胡建辉的介绍里，在东航站区派出所所长王占友和多位民警的讲述中，我听到了好多好多的感人故事。其中，关于韩冬从警18年来的“邂逅”故事，就有长长的一串。

　　2004年的一个秋日，韩冬正在2号航站楼值班，有一帮非洲军官在中国军官的带领下过安检。这是国防大学在为非洲一些国家培训军官，这天要去国内某地参观考察。然而，还没等到登机，一位黑人军官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说他是加纳来中国学习的，摄像机在机场丢了。他特别强调，摄像机里保存了一些贵重的资料，如果找不到，会导致非常严重后果。韩冬问他，还有多长时间起飞，他说马上。韩冬让他先登机，他尽全力寻找。

　　加纳军官忐忑不安地走了，韩冬赶紧调看现场摄像头录的视频。费了一番工夫，发现这人是过安捡的时候忘了拿摄像机，被一个老太太拿走了。他又从视频上查找这位老太太，发现她是一个旅行团的成员，已经登上了去成都的航班。他找到航空公司，又找到那家旅行社，请他们做老太太的工作，把摄像机交给成都当地派出所。老太太听说首都机场派出所追到了成都，也认识到不该将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马上交给了住地附近的派出所。韩冬则联系在成都机场的同学，让他办了托运手续。

　　三天后，韩冬收到了同学托运过来的摄像机，立刻通知了失主。失主高兴极了，专门去做了一面锦旗，穿一身军装，让国防大学的人陪着去了首都机场。到了派出所，他向韩冬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满怀感激地道谢，并送上了锦旗。

　　2006年，韩冬有一天在2号航站楼候机厅值勤，一家航空公司的人突然报警，说有个外国人在那里大喊大叫，别人听不懂他在喊叫什么。韩冬与同事赶去，果然看见在一群旅客中，有一位中年人挥舞着手大叫。这人一脸大胡子，身装黑衣服，头戴黑礼帽。韩冬马上判定，这是个犹太人。韩冬的英语挺好，试图与他沟通，但这人听不通英语，依然哇啦哇啦叫喊，并且愤怒地指着手里端的盒饭。韩冬向航空公司人员询问情况，原来这人乘坐的航班延误，公司发了延误餐，不知为何，他生气并抗议。韩冬马上明白了，告诉他们，问题出在盒饭上，里面有猪肉，触犯了犹太人的饮食禁忌。他穿一身正统的犹太服装，就是向我们表明他的身份。航空公司的人恍然大悟，急忙向那人赔礼道歉，给他换了别的食物，这个犹太人才平息了怒气，向韩冬表示感谢。

　　2008年奥运会期间，进出3号航站楼的外国人特别多。有一天，韩冬开着电瓶车在大厅巡逻，猛地发现地上有一个笔记本。他捡起一看，见上面写着外文，他根据文字的特征猜出，这是希伯来文，就判定这是以色列人丢失的。再仔细翻看，发现里面还夹着一些文件、证件之类，于是急忙去找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服务柜台。那里正有一些人排队办理登机手续，韩冬举着笔记本，用英语喊了一声：“请问，哪位丢失了笔记本？”一位年轻妇女立即瞪大眼睛，说是她的。她跑过来接到手，叫了几声“上帝”，接着向韩冬连声道谢。她说，这个笔记本大概是从她的包里掉出来的，她没有察觉，若不是中国警察捡到，及时送来，她的损失无法形容。

　　2015年5月的一天，韩冬早晨接班，失物招领处报警，说他们那里有一位精神病人。他当时正带着一名民航局来实习的新员工巡逻，二人立即去了位于二楼的失物招领处。那里果然有一个白人小伙，剃着光头，在那里纠缠服务人员。服务人员告诉韩冬，这人一次次到这里来，也听不懂他说什么。韩冬听那人老是说一句话，但听不懂。他带的实习生曾在英国留学，也听不懂。韩冬要来那人的护照看看，原来他是瑞士人，觉得他说的应该是德语。他是从泰国飞瑞士，在北京过境，已经误了航班。韩冬就告诉他，去找航空公司改签一下机票就行了。那人似乎听懂，离开了这里。

　　不料到了中午，机场的一位保洁大姐突然报警，说厕所里有人拿着刀要行凶。韩冬一听，立马召集了几个警员，全副武装，直奔那间厕所。到那里发现，竟然还是早晨在失物招领处的那个瑞士人。与早晨不同的是，他手里拿了一把半米长的刀。这可能是他从国外带来的，因为有些国家的机场安检不禁刀具。

　　持刀人站在一个隔间里，挥舞着长刀大喊大叫。韩冬从他的表情判断，这人是精神出了问题。他向那人示意，让他把刀放下，那人不但不听，反而退进隔间，将门猛地反锁上了。韩冬让部下叫来开锁人员，但是，外面的锁卸下了，还是不能开门。韩冬怕那人在里面自残，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两个武警战士一齐用力，用脚把门踹开，韩冬与同事们大喊一声闯进去，用两面盾牌将那人挤在了角落里。由于警察的动作猛烈，让那人的刀掉在了地上。大家合力上前，将那人制服，带走，送到了医院。

　　原来，这个瑞士人喜欢户外运动，这把刀是他户外生存的防身之物。他去泰国再次投身户外运动，还学习了泰拳。想不到，他遇见一个泰国女孩，喜欢上了她。瑞士人对这场恋爱很认真，很投入，女孩却骗了他的钱，不愿跟他走。他心灵受伤，在北京过境时精神崩溃，演出了一场闹剧。

　　2016年6月12日，晚上9点半，喧嚣了一天的3号航站楼终于安静了一些，派出所对面几层车道的人与车都少了许多。然而，这时有人报警，说四层车道上，有一男子表现不正常。正在附近值班的民警赶去，发现这人正在栏杆边徘徊，扬言要跳楼。

　　得知这个情况，分局立即成立了解救小组，以韩冬为主，到现场开展工作。韩冬尝试与这人交流，但这人情绪激动，拒绝交流，还翻到栏杆外面，不让民警靠近，声称靠得近了立即跳下去。韩冬怕出意外，只好与他保持一段距离，稳定他的情绪，寻找解救机会。

　　从晚上到子夜，从子夜到清晨，韩冬他们一直在现场盯紧那人，持续不断地做工作，劝解他回心转意，放弃跳楼念头。然而，那男子不听，还是站在栏杆边与民警僵持，把韩冬他们累到极限，人人嗓子沙哑，话都说不出来。

　　但他们观察到，那人也是又困又乏，哈欠连天，注意力显而易见地下降。韩冬想，这是强行解救的良好机会，就抖擞精神，与同事用眼神沟通，做出约定。趁那人稍稍松懈的时候，韩冬像猛虎一样突然扑上去，双手像铁钳一般牢牢抓住对方，然后在同事的帮助下将他拖到栏杆之内。

　　我在首都机场东航站区派出所采访时，好几个人都讲到了韩冬与同事抓获俄罗斯籍杀人犯的故事。那是在2016年8月27日，韩冬看到了分局指挥中心的一份警情通报。通报讲，据山东蓬莱警方通报，有一俄罗斯男子在蓬莱杀人后，于27日上午乘坐SC4651航班逃窜至首都机场，目前去向不明，请我局协助查控。

　　外籍杀人犯到了首都机场！这个警情，让派出所的值班干警如临大敌。要知道，这里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旅客过往、停留，这个俄罗斯人已经身负命案，如惊弓之鸟，倘若发现，处置不当，很有可能会发生暴力犯罪，严重威胁首都机场公共安全和空防安全。再者，这家伙在中国杀了人，决不能让他登机逃走。

　　韩冬与一警队的同事们紧张会商，确定了前端搜捕计划，决定对辖区内的酒店、宾馆开展排查。民警与辅警分组开始行动，韩冬让一个年轻民警孟玖亮去航站楼内的计时休息室看看。16时许，孟玖亮报告，休息室外有一名头戴棒球帽的外籍旅客，面部有伤痕，手拎一塑料袋，无其他行李，形色可疑，可能是嫌疑犯。韩冬一听，让孟玖亮注意监控，他在这边立即召集警力。

　　十来位民警辅警很快集合起来，韩冬向大家讲了行动方案，接着指挥大家上了电瓶车，向国际出发大厅奔去。国际出发大厅在T3航站楼的北端，离派出所有6公里远。一群警察乘坐电瓶车，飞快到达那个计时休息室。

　　早去侦察的孟玖亮正等在门外，见韩冬带人过来，急忙向他报告了嫌疑人的位置。

　　韩冬拔出手枪，压上子弹，带头闯了进去。走到那个俄罗斯人面前，他一只手放在枪套上准备用枪，另一只手伸出去，用十分威严的声音用英语说：“请把护照给我看看。”

　　那个俄罗斯人个子不高，但长得十分壮实。见到警察，他愣了一下，却没有反抗，掏出护照递给了韩冬。

　　韩冬的同事们一拥而上，给他上了手铐，而且是背拷，将他的双手铐在背上，以防他突然袭击。

　　韩冬向我说，在这个抓捕过程中，他始终正面朝着嫌疑人，保持着威慑姿态，随时准备拔枪射击。因为他了解俄罗斯警察那种十分强悍的执勤风格，如果在俄罗斯人面前稍显温和，就可能让他生出反抗的念头。一旦让他跑掉，那就丢了中国警察的脸了。

　　成功抓获这个俄罗斯籍跨国杀人犯，韩冬和他的一警队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表扬。

　　事后得知，这个俄罗斯人在蓬莱经商，在当地与一位姑娘要好，成为情人。但在他回国期间，这姑娘接受了一个当地小伙子的追求，与他谈婚论嫁。俄罗斯人得知这事，醋意大发，从莫斯科飞到烟台，去了蓬莱，找到情敌算账。二人打起来，他将小伙子击倒在地，自己脸上也被对方抓伤。俄罗斯人愤怒得失去理智，将小伙子的脑袋猛往地上磕，磕了几下，小伙子死了。他一看出了人命，急忙赶往济南机场，从那里坐飞机到达首都机场，打算接着乘坐去莫斯科的航班逃离中国。他没想到，就在机场休息室等候飞机的时候，中国警察来到了他的面前，以强大的威慑力促使他束手就擒。

　　2016年底，一天上午，在东直门与首都机场之间来回拉客的司机报警，说车上有个孩子，没有大人带领，到了机场不下车，不说话，还打人。韩冬接警后就去了，看见那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坐在车上满脸惊慌，问他是哪里人，怎么到了这里，他却一声不吭。韩冬说：“走，我领你下车，去找你爸爸和妈妈。”这孩子才跟他下车了。

　　到了派出所，孩子还是什么也不说。韩冬见他衣着不脏不乱，判定他不是流浪儿，是个走失者，就给他拍了照片，留下资料，让值班民警注意上网查看寻人信息。他怕孩子饿着，去用微波炉热了牛奶、拿来面包给他吃。这孩子还特别好动，老是想往门外跑，韩冬就安排两名辅警看护孩子。

　　两个小时后，值班民警在网上发现了寻人信息，原来孩子是在东直门走失的，孩子的父亲正在寻找。打去电话，孩子的父亲很快赶了过来。见到孩子，他一把搂住，失声痛哭，接着“咕咚”一声，跪到韩冬面前连声道谢。

　　经交谈得知，这孩子患自闭症，父亲从老家领他到北京求医，住在东直门附近。这天准备坐火车回去，父亲在宾馆前台结账，孩子在门口玩耍。正巧去机场的大巴在此停留，孩子就跑到了车上，而司机以为是乘客的孩子，也没在意，就把他拉到了机场。父亲出来不见了孩子，遍寻不着，急得要死，只好报警。他对韩冬说：“如果丢了孩子，我也没法活着回去了，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这些新闻标题，在2013年7月20日晚间7点左右出现在媒体上，让无数人感到震惊。

　　参考消息网7月22日报道：称，一名坐轮椅的者20日傍晚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到达大厅附近引爆了自制炸弹，引发人们对全世界最繁忙机场之一的安全担忧。

　　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急剧推进，人类在公共场所的聚集日趋频繁，其规模也与日俱增。而社会矛盾的存在，的漫延，让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心头忧患。

　　机场作为高端人群的聚散地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被更多的不法分子和暴恐分子盯上，成为制造伤害事件和社会恐慌情绪的首选地点。2011年1月24日，莫斯科机场发生自杀式恐怖爆炸事件，导致35人死亡，18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此事在整个世界无数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每天有20多万旅客来来往往，当然是安全防卫的重中之重。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的几百名干警，深知责任重大，每日每时都在绷紧着这根弦，防备各类不法分子在此作案。

　　树欲静而风不止。2013年7月20日这天，一个下决心要在首都机场闹出动静的人来了。

　　这人叫冀中星，山东鄄城县富春乡大冀庄村人，1979年生。这天，他一大早就让家里人送到鄄城，坐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看他坐着轮椅，不知底细的人会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残疾人，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的绿色帆布背包里装了一个塑料袋，塑料袋裹着一包炸药。

　　冀中星在博客上发文称，他1999年起到广东打工，其间买了辆摩托车拉客贴补家用。2005年6月28日凌晨2时许，他在厚街一家酒店门口搭载该酒店厨师龚涛回厚街新塘住地，路遇警察查车。冀自认没有违法，骑车继续前行，车至厚街新塘治安队门口时遭治安员殴打，致使他下肢瘫痪。

　　事后，冀中星到厚街镇公安分局，又向东莞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新塘村委会赔偿其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38266.99元。但2007年7月26日经东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冀中星的举证不足，事实不符，驳回了冀中星的诉求，判其败诉。冀中星不服，上诉，2008年1月31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9月，冀中星进京到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委转交东莞市政法委办理，市委政法委将该案转市公安局办理。2010年3月30日，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冀中星当场签订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

　　领到这笔钱，冀中星回到山东老家住着。三年过去，他肚子里的怨气持续发酵，到了2013年7月，实在憋不住了，于20日这天去了北京。

　　他抵达北京丽泽桥长途汽车站的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下车后，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整理了一番自己。看看包里，自印的传单还在，自制的爆炸物还在。他知道机场的安检很严格，就将爆炸物绑在腿上，用裤腿盖好，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首都机场。

　　那天，韩冬本来是在派出所值班，因为巡逻的人手不过，警队长让他替岗，他便去了大厅。他带一名辅警转来转去，转到6点20分，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值班民警的急促呼叫：“国际到达口有人撒传单，还声称带了炸弹，请值班警员迅速到场处置！”

　　韩冬一听，带着辅警立即向国际到达口飞跑。快到那里时，果然看见有个人坐着轮椅上，举着东西大喊大叫。这时，有人下了飞机正往外走，还有一些接机人员和围观者站在那里。韩冬一边跑一边疏散人群，让他们躲远一点。

　　正在另一边巡逻的女民警宋颖，也带一名辅警赶了过来，他俩也急忙指挥旅客离开。

　　韩冬匆忙中解下身上的执法纪录仪，递给他带的辅警，让他录下视频。而后，他就走到了冀中星面前。

　　他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叫冀中星，只见这人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穿着土黄色上衣，留着小平头，坐着轮椅上，轮椅周围的地上散落着许多纸张。他两手高举，右手上还抓着一个包，满脸激动地大喊：“离远点！我有炸弹！”

　　韩冬一听，觉得情况严重。看看大厅里有那么多人，想想这是北京首都机场，如果这人手里拿的真是炸弹，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而他自己，并没想到个人安危，只想赶快平息事端，保证机场的安全。他非但没有“离远点”，而是去了轮椅旁边，指着冀中星喝道：“你快把东西放下！”

　　事后，冀中星在法庭上辩护说，他并不是故意引爆炸药，而是从左手往右手倒弄时碰到了开关。

　　韩冬说，当时冀中星可能是慌了，左手想动动轮椅，面对着我说话，结果右手也用了力，就将开关摁动了。

　　事后冀中星供称，他的爆炸装置，是用一捆“二踢脚”爆竹做的。电动开关，用手电开关改造而成。

　　韩冬说，他当时看见冀中星的右手上亮起一团火光，接着爆出一团黑烟，他眼前一黑，脸上身上感到灼痛。

　　采访时他对我讲，在那一刻他想：坏了，他放的是真炸弹。他还想到，再睁开眼时，如果看到的是地面，那自己就是倒下了，甚至是脑袋搬家了。庆幸的是，他睁眼看看，目光还是保持着刚才站立时的高度。

　　现场硝烟弥漫，药味刺鼻。韩冬看看身边与周围，倒下的只有冀中星一个。他已经从轮椅上掉下来，正趴在地上。韩冬扑上去，与同事一起将冀中星控制住。韩冬掏出手铐要铐住他，发现他的右手血肉模糊，有三个手指只剩下半截，心想，这样就不用铐了。他摸遍冀中星全身，未曾发现别的爆炸物，这才用对讲机向所里报告，要求医院急救车到现场。

　　这时，同事们问韩冬怎么样，韩冬说：“没事。”接着去了洗手间。他到镜子前看看，自己的脸黑红斑驳。他打开水龙头洗了洗，黑的洗掉了，红的却没有。那是爆炸造成的灼伤，感觉很疼。当时他穿的是半截袖警服，着的两只胳膊，也有大片灼伤，也在疼着。

　　同事们在等急救车，韩冬独自回到派出所，掏出自己平时值勤带在身上的急救包，用棉棒蘸着碘酒抹了抹伤处。同事们告诉他，急救车来了，让他一起去医院。他说，我不用，你们去吧。几个同事就坐着急救车，带冀中星去了积水潭医院。

　　一个叫田亚民的同事说：“韩冬，你必须到医院看看。走，我开车带你去！”韩冬这才坐他的车去了离机场较近的顺义县医院。他妻子张蕾已经得知了消息，先他一步到了医院，见他在同事的搀扶下从车上下来，急忙跑上去问伤得怎么样，韩冬还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事。”

　　公安分局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政治处主任胡建辉也来了，大家一起陪韩冬看医生，医生却说，我们这里条件有限，你们还是去市里的大医院为好。

　　于是，他们又去了积水潭医院，在那里做了检查。医生鉴定韩冬“双上肢、颈部、双眼爆炸伤”，属轻微伤，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2013年8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爆炸罪对首都机场爆炸案嫌疑犯冀中星依法提起公诉。

　　2013年9月17日，冀中星涉嫌爆炸罪一案在朝阳法院公开审理。2013年10月15日上午9时，一审宣判，法院以爆炸罪判处被告人冀中星有期徒刑6年。

　　在法庭上，冀中星对自己的爆炸行为感到很后悔，认识到自己不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诉求。

　　韩冬说：冀中星无论有咋样的诉求要表达，也不能用这样的形式到首都机场制造事端。当时旅客人来人往，那个男孩如果靠近，爆炸冲击波会直接伤害到他。万幸的是，爆炸虽然发生了，却没有伤到其他旅客。虽然海关出口开闭了两个小时，但机场迅速开辟了另一条通道，没让乘客耽误多么时间。机场秩序很快恢复，飞机起降也没有受到影响。

　　在采访中我对韩冬说：“幸亏冀中星的炸药包威力不大，而且里面没有装上钉子之类，不然，你就毁了。”韩冬说：“那是。”我问：“你后怕吗？”他摇摇头：“不。这行，就不能想多了。要是想多了，每天的活儿还干不干？”

　　韩冬1978年出生，从警已有十八年时间。但是，他从二十八年前就向往公安这一行，期求自己能当上警察。从警之后，又期求自己成为一名优秀警察，并带出一个过硬警队。二十八年的持续期求，让我们正真看到了英雄成长的足迹，看到了英雄的精神境界，听到了一曲催人奋进的生命壮歌。

　　韩冬生自北京，在胡同里长大。他出生之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北京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一点一滴，都铭记在他童年的记忆中。

　　他父亲是东城区国企负责人，母亲是一所中学的图书馆长。因为工作繁忙，就把孩子托付给外祖父母照看。

　　韩冬的外祖父是个老革命，当年是吕正操将军的部下，任过参谋等职务，在白洋淀一带活动。有一次与日本鬼子战斗，他光荣负伤，从此离开了军队。他天生聪颖，自学医术，建国后在交通部机关当医生，后随单位并入北京大学附属医院，是该院资格最老的员工，直到一百岁时才逝世。老人一生品格正直，自强不息，不逐名利，随遇而安，给了韩冬很大影响。

　　韩冬的父母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韩冬11岁时，随姥爷姥姥在团结湖旁边居住。有一天，他跟着姥姥上街买菜，一个贩水果的小贩，自行车没支好，突然倒了，苹果撒了一地。他十分恼火，顺手抓住正从这里路过的小韩冬，非要让他赔不可。韩冬十分委屈，一再申辩说不是他碰的，但那人就是抓住他不放。韩冬不慌张，很沉稳，对那人说：你让我把姥姥送回家去，我回来跟你上派出所讲理去。那人一看这孩子不简单，不好惹，就把他放了。

　　我向韩冬核实这件事，他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事，当时给我的思想很大冲击。原来社会并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一片美好，有些人并不讲理，这就需要有人主持公道。我长大以后，就做一个为社会主持公道的人。

　　在小韩冬的心目中，警察就是主持社会公道的一群人。从那时起，他内心深处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理想：长大要当警察。

　　因为母亲在图书馆工作，他一有机会就去那里，找一些自己最喜欢看的书籍和报刊，安安静静地看上半天。现在，他家中还有一个大大的书橱，里面放的书籍五花八门，其中一些十分时尚。

　　韩冬从小喜欢汽车、火车、飞机的模型，大人给的零花钱，多是用在了这方面。买到一件，他就反复观察，琢磨其性能，还时常把它们拆卸后重新装起。我去他家采访时，一进门就看见，两面墙都是玻璃橱，橱子里装满了各种模型，琳琅满目。这都是韩冬三十多年来收集的。有一些很简陋，一看就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出产的。另有一些，则是最近买来，他和儿子共同玩的。

　　韩冬在学校里一直是个好学生，上小学时当大队长，上中学时也十分优秀。他所在的中学是北京55中，是当时北京市唯一一个可以接收外国学生的中学。虽然和他们不在一个班上课，但整天在一个校园相处，还是免不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让韩冬记忆深刻的是，他们班的英语课，由两个女教师分别教，一个教传统的英式英语，一个教时尚的美式英语。两个女教师，作派各自不同，教英式英语的老太太雍容华贵，每天开着豪车到学校上课；教美式英语的姑娘年轻新潮，经常给学生灌输新鲜观念。这一切，都开阔了韩冬的视野，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韩冬的父亲一直搞经管，希望儿子考大学也能选择经济专业。依韩冬当时的成绩看，去考北大经管专业大专班，是能被录取的，但他却选择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父母劝，他不听；同学劝，他也不听。他说，我就想去当警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是中国警官的摇篮，1952年10月迁入木樨地新址。至今，这里还接着使用当年建起的有苏联风格的平房教室。1996秋天，在绿树掩映的103教室里，一个面色白净的大男孩每天坐在同学们中间，如饥似渴地听老师讲课。课余时间，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到那里广泛阅览。他看的最多是杂志，因为杂志传递信息及时。《当代世界警察》《人民警察》《啄木鸟》等等，韩冬每期必看。从课上到课下，他像校园里的一棵树，拼命地扎根，汲取营养；努力伸张枝叶，获取阳光雨露。

　　三年下去，他长成了一棵大树，伟岸挺拔，根深叶茂。然而，并不像那里许多大学生都会朗诵的《致橡树》一诗中描写的那样，近旁还有一株木棉，“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在公大的美丽校园里，在北门外的护城河边，每天晚上，都不乏成双成对的大学生，而韩冬在三年的大学时光里，压根就没谈过恋爱！

　　韩冬的父亲向我讲了一件事：他儿子在上大学期间，曾经借了10万块钱给同学。韩冬有个同学，有一天向韩冬讲：他女朋友的舅舅，因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被人追讨，遇到了烦。这同学向韩冬提出，借10万元给女朋友的舅舅，帮他度过难关。韩冬听了，立即答应，回家找出父亲的几张存折，带同学取了出来。存折是定期的，提前取出，要损失7000元利息。

　　韩冬的父亲向我说，当时他很生气，觉得儿子不跟父母商量，就答应借钱给人家，这钱拿走，还能回来吗？但又一想，儿子乐于助人，也是好事，既然借出去，就不要考虑钱能否回来的事情了。好在两个月后，人家线元利息，都交到了韩冬手里。

　　从这件事看出，韩冬身上有一种侠义精神，为帮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另外还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因为家境优越，不太在乎钱财。从后来的诸多表现里，他始终没太高的物质欲求，一直随遇而安。

　　1999年夏天，韩冬从公安大学毕业，面临择业。他父亲还是希望他从事经管行业，但他不改初心，依然选择当警察。因为从小喜欢飞机，对航空领域很向往，他期望自己能到民航总局公安系统上班。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实现了理想，到首都国际机场当了一名警员。

　　有的人，找到一份职业，能安身立命，让自己衣食无虞，这就满足了。于是，天天上班下班，听指令，随大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安安度过几十年职场时光，而后退休，颐养天年。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无可厚非。

　　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他把职业与事业结合起来，始终抱有理想，怀有期求，让自己在平凡的职业中干出一番事业。

　　他认为，警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人类是个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相互间联系密切，却又为了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常常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到了最极端的时候，只好用战争的手段解决，而平时，则靠国家制订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来实现。警察，就是法律的执行者、捍卫者。

　　所以，韩冬每当看到警徽上的国徽、盾牌、长城、松枝，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感觉就会在心里升腾起来。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优秀的警察，为警徽增光添彩！

　　他走上警察岗位之后，一方面为自己能穿警服、戴警徽而自豪，同时也为社会上一些人对警察的偏见而痛心。有的人认为，警察是专门找茬儿整人的，是妨碍他们的自由的。他们并不知道，个人的自由，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和自由度为前提。还有的人认为，警察队伍里有很多转业军人，缺文化，没素质。韩冬想，我一定要以自己良好的执业行为，让人们看到警察在社会格局里的重要性；一定要以自己的努力让人们明白，首都机场的警察，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韩冬进入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先是在空防科工作，负责监控。那时的首都机场，只有1号航站楼。机场里里外外，装了300多个摄像头，监控室里有9个显示器，可以每时每刻察看机场各个地方的动静，录下的视频也会保留一段时间。一旦哪里的监控设备出了问题，监控室的人要立即给予解决。

　　监控室一共6名警员，韩冬是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安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在这里却干起了理工男的活儿。但他从小喜欢模具，乐于钻研，动手能力强，加上向同事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有关技术。他责任心特强，值班时全神贯注，密切关注注意监控设备的运作情况，若发生故障，能够马上排除。遇到有的单位和个人来调看视频，他都是热情服务，任劳任怨。

　　因为监控室后来交给安保公司管理，不久后空防科也与内保合并，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韩冬，就被调到了机场派出所，当了一名普通警员。

　　身为普通警员，韩冬一直行走在实现理想的路上。他认真学习身边一些优秀警察的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把每件事都做得扎扎实实。发生警情，他冲上前去妥善处理；遇到旅客求助，他满腔热情帮助他们。

　　他特别守纪律，讲规矩。在机场开车执勤，有的人嫌麻烦，不系安全带，但他一定要系。那时，机场允许有出入证的人进停机坪，派出所警察时常开车进去执行公务。为了安全，机场划出了行车通道，车辆要严格按照这些路线行驶。但那时起降的飞机少，到了夜深，所有的航班都停了，警察们下班回去往往抄近路，不照机场划定的路线走。可是，韩冬不那样做，尽管停机坪上一片安静，阒无人迹，他也是不逾规矩，要求走哪里就走哪里。

　　就是这个细节，打动了一个女同事的芳心。在北京警校毕业、与韩冬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张蕾，对他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暗暗钦佩，开始留心他，接近他。韩冬也对这位比他小两岁的女同事很欣赏，二人遂谈起了恋爱，于2005年结婚。

　　当时，值班员属于综合队，三个值班员轮班，要随时接听110电话、公安内线电话、对外公布的咨询电话，要处理种种突发情况，为旅客提供失物认领、补件等种种服务。这个岗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基层派出所的窗口，代表了警察的形象，一般要由年龄大、警龄长、经验比较丰富的警察担任。

　　可是，所长知人善任，让韩冬当了值班员。他不辜负领导和同事们的厚望，以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份工作做得踏踏实实。“处在这个岗位上，我就是机场派出所。”韩冬这样认为。

　　每一个电话，他都认真听记，之后该汇报的汇报，该自己处理的自己处理。深更半夜，把办公室里的沙发变成折叠床，才能休息一会儿。但他却睡不着，一是事多，二是怕睡熟了误事。久而久之，他不值班的时候在家睡觉，常常会梦见电话响起，把自己警醒。他还因为长期工作繁忙，休息不好，有好长一段时间老是头疼。

　　韩冬说，值班员的两年多经历，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历练。因为，他面对的，就是整个派出所面对的；他处理的，也是所有警察都可能要处理的。尤其是在深夜，有了事情之后不便打扰所长休息，他就自己做主，妥善解决。所以，他的见识和能力，在那一段得到了极大提升。

　　除了做好上传下达，处理各种警情，韩冬还以自己的优势为旅客提供服务。每天面对旅客的大量求助，他总是急旅客之所急，想旅客之所想，尽最大努力帮助旅客解决问题。他的英语较好，每当有外国人来问路，或者寻找失物，都彬彬有礼地与他们交谈，回答问题，让他们满意而去。他是“老北京”，情况熟悉，遇到有人问路，他都是拿出手边的一张北京地图，指给他们交通路线，包括坐几路公交，在哪里换乘，详细而明了。如果有人是来北京看病，韩冬则告诉他们，应该到哪家医院，到达之后有哪些步骤，包括怎么挂号等等，一一讲解，让问询者如沐春风，如遇家人。

　　2005年底，机场派出所实行体制改革，值班员这岗位不再放在所里，而是放在各个警队，这样，韩冬就去一警队当了警员。第二年，又当了警长。

　　一警长那时有12名警察，一个队长，两个警长。每当值班，韩冬就带上四、五个警察，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逻，每天步行近10公里。一边巡逻，一边心琢磨遇到的人和事细。久而久之，他练出了识人认人的本领，面对那么多的旅客，他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职业、民族甚至来自哪个国家。对那些身上藏匿违禁品企图蒙混过关的人，性格暴烈容易滋事生非的“火药桶”，目光游移悄悄拉客的黑车司机，鬼鬼祟祟寻找机会下手的小偷，他都能马上识别出来，或加以防范，或予以抓捕。同事们说，韩警长练出了一副火眼金睛。

　　走上警察岗位之后，韩冬养成了一个习惯，怀揣一个小本，每天都要往上面记一些事情：做了什么，过程如何，结果怎样，简明扼要。时间长了，他积攒了几十本。当上警长之后，他往小本上记得更多了，每天都记得密密麻麻。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备忘，二是便于总结。有好多次，警队里说起以前发生的某一起案子或某一件事，大家已经记不清楚了，韩冬就找出那时自己用的小本，翻看一下，马上讲出了当时的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让大家感到十分佩服。

　　2008年，发生在我们的祖国的一件大事，就是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投资二百五十亿，建起了3号航站楼，在那年的5月启用。3号航站楼建筑面积七十多万平方米，从北到南有六公里多。若从空中俯视，一条赭红色的楼顶恰似一条巨龙，一个个三角形的气窗则像龙鳞。这个伟大建筑，是国际设计大师、1999年普利茨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设计的，他把自己设计的T3称为“人民的宫殿”。

　　“人民的宫殿”，需要人民警察保卫。这时，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新成立了东航站区派出所，韩冬与一些同事被派到了那里。

　　因为新单位刚刚筹建，奥运会召开在即，东航站区派出所的工作紧张而繁忙。在原来的单位，是三天上一个24小时班，到了这里则是两天一个。韩冬担任二警队的一名警长，带领同事兢兢业业，没白没黑，把各项工作做得扎实到位。

　　奥运会开幕了，每天到机场接送旅客的大巴特别多，韩冬被分派到机场高速出口，负责检查车上是否有违禁物品。8月份，正是北京最炎热的时候，那个岗位上只有一把遮阳伞，附近连厕所都没有。韩冬带着两名实习的大学生，一天24小时守在这里，对每一辆大巴车认真仔细检查，一丝不苟。太阳暴晒，急雨来袭，像钢铁淬火一样，反复考验着他们的意志。从早到晚，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来。上完一个24小时的长班，回去还没休息过来，又要来到这里行使职责。20多天过去，奥运会闭幕了，他们三个人又黑又瘦，大变了模样。

　　那几年，全国各地机场猛增，飞机起降架次猛增，由于种种原因，航班延误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天气原因；有些时候，是空管因素。一旦某个机场或某个航班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就可能波及到首都机场。每当出现航班延误，或者是时间超出了旅客忍耐限度，或者是航空公司在沟通和服务方面做得不好，就也许会出现。那些旅客，每人有每人的旅行目的，此次出行对某些人来说很重要而紧迫。他们往往不理解航班延误的原因，认为飞机到时候就该飞走。长期间不能起飞，有的人便压不住火，大声指责，恶语谩骂，甚至打砸机场设施和值班人员。假如慢慢的出现航班大面积延误的情况，还可能会有上万名旅客滞留机场，登机口满了，候机厅也满了，激愤的情绪漫延在人群里，一不小心就会爆发。

　　作为带队警长，韩冬屡屡面对这种场面。他努力疏导旅客，让现场保持正常秩序。他与航空公司人员保持密切沟通，让他们及时通报有关情况。他苦口婆心劝说游客，让他们平息怒火，以理性的态度表达意见。对个别带头闹事、打人砸物者，则果断处置，将其带到派出所，按照治安保卫条例给予相应的处罚。一次又一次，韩冬都表现出高超的应对能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年一年下去，韩冬的能力一直增长，获得的荣誉也有好多，但职务始终没提升。而他的同学、同事，有的已经升到了科级、处级。

　　他的父亲着急了，问韩冬：“你至今还当着大头兵，到底是怎么回事？”韩冬笑着说：“这样挺好的。”父亲说：“要不，我想办法帮你找找关系？”韩冬急忙摆手：“你千万别这样，我真的挺好。”

　　他说，我在一线当警员，整天与旅客打交道，能直接履行警察职责，直接为他们提供服务，让他们感受人民警察的作用，了解人民警察的素养，真的挺好。如果让我天天办公室里坐着，我反倒不习惯，很失落。

　　说到这里，我理解了韩冬的精神境界。他从警之初，就是要当一个优秀的警察。而优秀警察，就应该放在哪里 ，就在哪里尽职尽责，让头上的警徽闪耀光彩。

　　2013年7月20日晚，T3航站楼突发爆炸案，韩冬临危不惧，尽显英雄本色，荣立一等功。

　　8月份，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党委做出决定，破格提升韩冬为东航站区派出所一警队副队长。

　　2016年3月下旬，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培训班，住在北京东郊的武警部队培训基地。晚上在院里散步，我看到了一个十分壮观的景象：南面的低空上有一排光亮，由小变大，向我这边飞来。光亮靠得近了，便能看出那是客机，轰响着飞过我的头顶，往北边落去。一架一架，络绎不绝。我知道，首都机场就在我们的住处北边，离得不远，飞机是到那里降落的。

　　这些飞机，有一些肯定来自国外。他们从五洲四海飞来，进入中国的门户便是首都机场。所以，这里堪称“中国第一国门”。

　　我到首都机场采访时发现，警察们一直这样称呼着首都机场，一直以“第一国门”的卫士身份而自豪。他们了解，首都机场每天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位置敏感，影响重大。身为机场警察，任何一件事处理不好，都可能会影响首都乃至中国的对外形象。

　　首都机场自1958年建成以来，航站楼从一个变成三个，旅客吞吐量从1978年的一百零三万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九千多万人次。相应的，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下属的派出所也从一个变成三个，警察从几十人增加到四百多。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作为保证首都机场安全稳定的一线实战单位，是首都机场地区唯一具有武装性质的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是机场安全防范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些年来，他们深入推动“平安民航”建设，全面深化警务创新，全力强化风险防控，守牢民航安全底线，圆满完成了一次次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和其他各项公安保卫工作，有力维护了首都机场的持续安全，为首都北京的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分局先后于2014年11月、2015年11月被公安部记集体二等功、集体一等功，多个集体和个人斩获民航局、民航局公安局、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相关奖项。

　　2011年4月26日，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姜浩松在T3航站楼解救一个要跳楼的男子，与他一起摔到楼下的气垫上，导致脊柱压缩性骨折、右脚跟骨粉碎性骨折、强烈的脑震荡。4个月后接着上班，却在10月26日，因劳累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9岁，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东航站区派出所二警队队长苏钰炜，先在刑侦支队，后担任警队长，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他总是敢于挺身而出。有一次有公交车上遇到窃贼，他奋力抓捕，被窃贼用刀捅破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先后荣获个人一等功1次，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4次，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民航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

　　再一个英模人物就是韩冬。他荣立一等功、担任一警队副队长以后，并不居功自傲，而是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得更出色。2016年6月一警队队长调到别的岗位，他主持一警队工作，更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带领全体警员共同奋战，让各项工作走在分局前列。

　　东航站区派出所共三个警队，并不是分兵把守三个区域，而是三天一轮，每个警队轮到值勤，就连续上24个小时的班，负责整个3号航站楼的治安保卫。每到重要节日，或者国家召开重要会议，或者有国际重要会议和重大体育赛事在中国举行，首都机场公安分局都会提高治安保卫防控等级，经常是连续上七个班，那就是七个日日夜夜。就连分局的机关人员，也是每五天上一个24小时班，以支援航站楼的警力，提高旅客眼中的“见警率”。分局纪委书记胡建辉讲，去年每个民警平均加班82天，今天预计会更多。公安民警就这样时刻保持着高度紧张的战斗姿态，与武警、特警、安保公司一起，组成了保卫机场的钢铁长城。

　　首都机场，现在每天平均有1700架飞机起降，有25万人出入，光是接送旅客的出租车就将近2万辆。各色人等在这里出现，各种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譬如说，2017年3月中旬，沙特阿拉伯国王来华访问，带了大量随从人员，打前站的团队在北京市内叫了400辆奔驰出租车，给每辆车1000元，让他们到机场接人。光是这400辆出租车，一下子就让机场的国际到达出口拥堵不堪，需要机场动用各方力量给予疏导，其中就包括治安民警。

　　来机场的人员众多，成分复杂，有的是旅客，有的不是，派出所的民警天天都会邂逅各种人、各种事。本文上篇写韩冬的N次邂逅，只是从海量故事中拾取了几件。其实，每个班、每个人，都会邂逅好多好多。

　　譬如说，春天来了，精神病高发季节也就来了，机场经常会看到“文疯子”、“武疯子”在制造混乱，有碍观瞻。

　　譬如说，有人因为匆忙紧张，一不小心就把东西丢了，满脸焦急地跑到警察面前求助。

　　譬如说，大厅里忽然出现无人看管的背包或箱包。民警要去找来试纸，小心翼翼地在包的开口处擦拭，检测包里是否有爆炸物。如有不正常的情况，要万分小心打开，看里面装了啥东西。有时正在检测，失主找来了。有时，是旅客放在这里，到别处办事，回来看到民警在检查他的包，很不高兴，让民警十分尴尬。

　　每天在这里出出进进的旅客有二十多万，其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的举动出人意料，造成的警情让人哭笑不得。

　　有一天，一个年轻小伙走到三楼，见电梯扶手好像直达地面，他兴致大发，往扶手上一趴就滑下去了。然而那扶手只到二楼，下面离地面还有4.5米高，是悬空的，他“咕咚”一声摔下去，摔得满脸是血。值班警察只好赶忙过去处理，叫急救车送他到医院。

　　去过3号航站楼的人都记得，到达大厅有一面九龙壁，四个大龙缸。大龙缸是黑色的，上面镂空雕着数条龙，引来一些人膜拜，有人甚至往里面丢硬币。有一天韩冬巡逻，经过一口龙缸时，忽然听到它发出“嘭嘭”的声音。他靠上前去，从龙纹缝隙中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人，面带焦急，看着他继续敲击缸壁。韩冬觉得奇怪，就问他到缸里干什么，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进来捡钱的，没想到出不去了。原来，这是个福建人，出国打工几年，这天刚刚回国。他在大厅里观看龙缸，发现里面有硬币，就爬了进去。哪知道，他往里爬，可以踏着凸起的龙纹，进去捡了钱才发现，缸的内壁是滑溜溜的玻璃，他无法攀爬，只好捶着玻璃求救。韩冬一边批评他利令智昏，一边让辅警去找来梯子架在龙缸边沿。他踩着梯子上去，把那个满面羞容的小伙子拽了出来。

　　还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在候机厅里，用手机不停地拍照，拍这个，拍那个，拍到一位戴头巾的女性，人家不乐意，指着他愤怒抗议。韩冬值勤经过这里，发现了这个场面，弄清楚冲突原因，立即动员那人删掉照片，并向那位女士道歉。这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公共场合，可以自由拍照。韩冬就严肃地向他讲了禁忌，让他幡然醒悟，向那位女士低头认错，当着她的面删除了照片。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还有一天，有位男乘客在T3航站楼内转悠，转到一个人迹罕至的拐角处，遇到一位女保洁员，突然将她拉至拐角后方的偏僻角落进行猥亵。遭其反抗后，他拽断保洁员的隔离区工作证件系带，还说：“你不让我亲一下，我就拿走你的证件！”撕扯中，致使保洁员左臂多处淤伤，右乳多道淤痕，工作裤右侧中缝处被撕裂20多厘米。保洁员奋力挣脱，跑到派出所报案。韩冬迅速安排民警兵分两路开展工作，一路民警赶赴案发现场搜集证据，另一路民警带领被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办案民警将嫌疑人抓捕归案，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对其刑事拘留。

　　我采访韩冬那天，早晨一到那里，就听说他在处理一件事情：一位巴基斯坦妇在北京过境，因为航班延误，在登机口犯了精神病，用栏杆之间的布条将自己缠起来，哭叫不休。韩冬就赶紧联系边防部队给她办理入境手续，准备带到派出所处理。在派出所前台，有中国的老两口要求查看视频，因为孩子去法国，到那里发现丢了8000欧元，怀疑是在首都机场被盗，值班人员便调出视频帮他们查看。到了中午我经过视频室门口，发现有两位妇女趴在电脑前指指点点，原来她们是蒙古国来经商的，打车来机场，下车时把箱子忘在了出租车上，焦急万分跑来求助。值班人员帮他们查看一会儿，果然看到了她的身影，记下了出租车牌号，让她们对找回箱子有了希望……

　　韩冬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大大小小的事情，日均处理警情近50起。事情再小，他都要细心应对，不厌其烦。一旦遇到治安与刑事案件，他与同事雷厉风行，动如脱兔。他们贯彻“效率警务”理念，坚持“以快打快”的工作思路，在最短时间之内发现线索、锁定目标、开展抓捕，不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2012年5月30日8时10分，一名俄罗斯籍旅客报警，称其钱包被盗，内有1300美金及个人相关物品，韩冬立即组织民警开展侦查。办案民警兵分几路，分别询问事主，调取监控录像察看，在楼内实地搜索，迅速锁定嫌疑犯并发现其去向。8时56分，韩冬率民警在E24登机口将四名蒙古籍嫌疑犯抓获归案。经突击审讯及办理相关手续后，该案送交市局预审总队，两名嫌疑犯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事后了解，两名蒙古籍嫌疑犯被抓获后4分钟，另外两人打算乘坐的OM224航班即开始登机，半小时后该航班飞赴蒙古乌兰巴托。若该案侦办过程稍有耽误，两名嫌疑犯就会离开中国，让该案侦查陷入尴尬的境地。即使进一步掌握充分确凿的证据，案件侦办工作也可能难以为继。

　　工作上的高效率、高质量，是以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乃至身体健康换来的。韩冬与警队战友们每当值勤，就长期处在紧张忙碌的状态，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我在机场采访，午晚两餐，都是随警队的一辆依维克车去分局食堂吃，但车上的人寥寥无几。其他在岗者，要等着吃他们捎回去的盒饭。韩冬中午吃的是盒饭，到了晚上，连盒饭也没空吃，因为他刚处理完一件事情，要赶去分局参加保卫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演练。

　　民警们上班，从早晨9点，一直到凌晨一点半。这时，除了少量上岗者，别人可以休息到五点。但备勤室里床铺有限，即使有床也很难入睡，因为派出所上方就是快轨车的终点，低空还时常有飞机掠过，噪音巨大。那天午后，韩冬让我到备勤室休息一会儿，我就让这些声响吵得没能睡着。久而久之，警察们形不成有规律的生物钟，加上整天劳累不堪，饮食不及时不正常，再加上社会执法环境复杂多变，工作家庭压力巨大，许多人精神疲惫，身体处在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我看过分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警员队伍身体健康情况堪忧。

　　韩冬深知大家的艰苦与劳累，非常体谅大家。值勤时，他都是把最苦最累的岗位留给自己。巡逻岗，每天要不停地行走、察看，而韩冬带队巡逻是经常性的，哪一天下来，都要走近两万步。有时候，韩冬与民警审讯嫌疑犯到深夜，然后将其送往朝阳区拘留所，韩冬不想让别人太累，都是亲自开囚车。来回30多公里，凌晨四、五点钟才回来。2016年底，他们到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参加重要保卫行动，那天气温是零下六、七度，朔风劲吹。韩冬安排好大家的岗位，最后自己站到了风口位置的一个岗位上，一站就是将近五个小时。等到太阳落山，大家上车回去，发现韩冬闭着眼睛，头靠玻璃，鼻子通红，一句话不说。别人说：“韩队冻傻了。”那天晚上，韩冬连饭也没吃。但歇过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了。

　　在紧要关头，韩冬则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每当遇到歹徒，他亲自带队抓捕，却不让女民警和实习生参加。他说，这样一个时间段，应该让女同事走开。那些实习生，不在咱们单位，都是未婚青年，如果有了闪失，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2016年8月27日抓捕俄罗斯籍杀人犯时，有一位叫王博的沈阳刑警学院学生正在机场实习，也主动请缨，却被韩冬坚决阻止：“你不要去，老老实实呆在这里！”王博后来参加工作，成了韩冬的部下，向我说起这件事时十分感动：“关键时刻，韩队为我们着想，真让我敬佩！”

　　有的同事这样评价韩队：他不耍鸡贼。“不耍鸡贼”是北京方言，意思是不耍心眼儿。

　　韩冬是把心眼儿用到了别处。他从警以来，一直在不断学习。当了警队长之后，更是把学习放在了重要位置。他说，我是学法律的，法律体系一直在推陈出新，别的行业也是如此。做一个警察，面对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自己的知识体系也要推陈出新，履职能力要不断的提高。他经常买书，看书，开阔视野，增长智慧。他的知识面非常广，触类旁通，对许多事情都能做出解释，正确判断，让同事们十分佩服。

　　他特别爱动脑筋，爱琢磨事儿。首都机场那么大，旅客既多且杂，他注意总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像旅客出入规律，不法分子作案规律，突然事件易发时段、地段等等，以此作为做好工作的参考是依据。前文说到，他从警后一直怀揣一个小本本，每当值勤都会做出新记录。当了警队负责人之后，小本本上记的内容更详细、宽泛。他保持着记事习惯，保持着思考习惯，还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思考成果教给年轻民警，让他们增长才干，加快成长。

　　韩冬的人生观与生活观，也给同事以深刻影响。他认为，人生在世，金钱并不重要，物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干好。所以，他十八年来一直爱岗敬业。但他却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种英雄警察，似乎只顾工作，不顾家庭，生活刻板，缺乏情趣。韩冬在单位恪尽职守，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下班之后，却是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亲。他有个八岁的儿子，平时由爷爷奶奶照看，韩冬只要休班在家，都要骑着自行车，接送他上学放学。儿子周末参加二胡学习班，他都是开车送他过去，陪他学习。他说，听听儿子用二胡演奏的乐曲，自己非常陶醉。只要能够攒出休假时间，韩冬都会带着家人出游，国内国外的许多景点，都留下了他们一家的幸福合影。业余时间里，他读书学习，跑步锻炼，经常去商店和网店逛一逛，把自己和儿子喜欢的模型买来，父子二人愉快玩耍。有时，他还去一家射箭俱乐部练习射箭。我问他，为何喜欢上了射箭，他说，这项运动，能让人懂得怎样才是全神贯注，什么叫作心如止水。他的业余生活，让一些年轻警员十分羡慕。他们说，韩哥很酷，很潮。

　　韩冬平时非常注意关心，对同事知冷知热，细心照顾。有时候，有的值勤民警误了开饭时间，他便主动给他们叫来外卖。对同事的身体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他尽量了解并掌握，对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想方设法给予帮助。家是外省的同事，如果老人来北京，他会主动问同事用不用车，用的话就开他的私家车，有时还会主动给老人订好宾馆。有些新从警的年轻人，觉得有这么一个贴心队长，有归属感，心中十分温暖。

　　东航站区派出所一警队有十八 名民警，三十八名辅警，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韩冬在他们眼里，既是工作引路人，又是生活老大哥。在韩冬的带领下，他们保持着对公安事业的热爱，朝气蓬勃，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战斗在首都机场，警队被誉为“第一国门第一队”，成为分局的先进单位，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集体受嘉奖三次，警队民警多次荣立全国、民航和地区的种种荣誉。

　　2017年5月19日，韩冬做为民航系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受到习等人的接见。散会后，他胸戴红花手拿奖励证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往东北方向眺望，仿佛看到了在首都机场起降的一架架飞机，在航站楼出出进进的千万名旅客，感觉到肩头的分量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