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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韩国相关科研团队宣布发现全球首个室温常压超导体LK-99，消息瞬间引发全球关注：

　　近年来大国技术竞争引发的波澜，让我们对技术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事实上，除了芯片这个广为人知的技术领域，在

　　量子技术、新型能源、新材料和制造等一系列关键新兴技术上的全球竞争也已经愈演愈烈，有必要加深全球技术竞争格局的全局性认识。

　　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所（ASPI）对44个关键科技领域进行追踪，并根据追踪结果，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提出了推动科技发展的建议。

　　该智库根据高质量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高排名刊物发表量对各国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进行了评估，

　　中国在航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已经占据了科研优势，在化学、材料、高标准制造领域稍逊一筹。

　　为了保住美国及其“联盟”的科技优势，报告提出了4大类23条建议，包括增加对科技领域的投资，建立研发友岸计划，联盟人才流通，设立主权基金分配资源给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等等。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报告还强调要加强情报部门的协作，严密追踪中国的科技进展情况。

　　报告中所谓的“联盟合作”依然透露着浓烈的由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分配科技和经济利益的味道，全面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立场也值得推敲。然而，其中设定的44个科技领域和着重关注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材料三个领域，以及报告中提出的推进科技发展的资金、人才、交流的建议政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诸君思考。本文为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

　　关键技术追踪：全球未来实力的角逐文｜Jamie Gaida, etc.翻译｜Atom、谈行藏来源｜ASPI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所追踪的44个关键技术领域中（Critical Technology Tracker），中国已经有37项中占据全球一马当先的优势，这中间还包括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量子技术等；美国则在大多数技术中排名第二，在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和疫苗等领域处于领头羊；此外，以印度和英国为代表，还有一个小型的第二梯队国家，包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但不包括日本。这项研究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失去在全球技术和科研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留住全球人才的能力，而中国在大多数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中逐渐建立起了惊人的一马当先的优势，为变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奠定了基础。

　　ASPI的“关键技术跟踪”显示，某些技术领域世界上的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全部位于中国，例如，中国科学院在其中大部分技术领域中的排名都位于前列。并且这些机构所发表的具有很强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总数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通常是美国）的九倍。中国也为人才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大量支持，1/5的高影响力论文是在“五眼联盟”国家（美、英、澳、新、加）接受过教育研究人员所撰写的。例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国防和空间有关技术领域，过去五年中，中国在先进航空发动机（包括高超音速）领域所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占世界高影响力论文的48.49%，而且在该领域的世界十大研究机构中，中国占据了七个。

　　目前中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探讨研究方面的一马当先的优势或对世界技术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长久来看，中国的一马当先的优势地位如果不加以控制，未来全球技术权力与影响力的中心或将转移。短期来看，中国的技术优势地位及其转化为商业产品的战略，赋予了其对全球供应链的钳制能力。

　　科学密集型专利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关键和新兴技术的成功研发及其向商业产品的转化往往需要大量的科研成果予以支撑。科研论文的引用率可以很好地衡量一国的科学技术进步和潜在技术能力。考虑到资料与数据可获得性的问题，本研究通过追踪和统计2018-2022年各国在44个领域中被引用最多的研究出版物，对各国在每项关键技术方面的未来潜在能力做评估。

　　这项研究使用了三个指标进行评估，分别是：（1）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0%的研究报告中的论文比例，用于了解哪些国家发表的高质量、创新性和高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比例最大；（2）影响因子指数（H-index，指一名科研人员有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成就）；（3）一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世界上的排名前20位的研究机构中所占数量。

　　本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先进材料与制造三个领域，对其技术价值、各国的研究现在的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

　　在ASPI“关键技术追踪”中，有10项人工智能、计算和通信领域的具体技术。ChatGPT推出两个月以来，已经收获了超过1亿的用户，相比之下，TikTok和Instagram分别花了9个月和2年半的时间才达到相同的用户数量。ChatGPT已经掀起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与讨论热潮。由此可见，人们对更深度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使得其成为当前科技竞赛的中心，并催生出大量的相关研究。有一大批硅谷的科技公司聚焦于此技术，并形成了大学和科技公司之间良好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大学和企业的协作对一国实现和保持技术领头羊至关重要。

　　在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领域，占据相对优势的国家数量最多，技术垄断风险较低。美国在先进半导体芯片研发和设计方面处于领头羊。尽管中国台湾在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有所优势，且承担了世界上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供应，但大部分芯片的研发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台湾在先进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排名中位列第9，中国台湾的国立交通大学则在科研机构排名中位列第6。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先进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领域排名靠前，体现了新加坡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潜力。

　　从排名来看，除了中国和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加拿大、印度、新加坡、韩国、瑞士和中国台湾也位列前20名之中。加州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佛罗里达大学与印度理工学院（IIT），都是名列前茅的科研机构。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和三星电子等全球先进集成电路制造商分别得到了国立交通大学和韩国先进科技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支持。

　　在影响因子排名中位列第14的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是由一群年轻的半导体研究人员在1984年模仿硅谷模式创立的，致力于进行硅制程技术和元件整合等工作。IMEC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与国际公司的主要合作资金目前超过了弗拉芒地区政府提供的政府资金。如今的IMEC雇用了5000多名研究人员，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一个强大的国际参与者。此外，意法半导体公司（STMicroelectronics）是一家欧洲公司，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和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附近均拥有几家晶圆制造厂，这两所大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科研支持。

　　此外，在先进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领域的人才教育培训方面，美国吸纳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韩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人才。然而，半导体工业协会（SIA）的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美国将出现设计工程师的短缺，是因为美国每年有2%的有经验的设计工程师流失。由于先进芯片设计的成本不断翻倍，各国已增加了对芯片企业的公共投资。其中，美国对半导体芯片设计企业的公共投资比例约为13%，欧洲、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政府也向当地半导体公司可以提供了平均超过30%的公共投资，韩国、中国和印度还为半导体研发企业来提供了丰厚的税收优惠。

　　为了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并加强本土的半导体产业，美国通过了《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中间还包括28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和大约1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发设计、封装和制造费用。虽然《芯片和科学法案》有利于加强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产业，但目前还不清楚该法案在半导体研发设计方面的公共支出水平与竞争者有多大的差距。美国私营部门仅在2021年就花费了400亿美元用于设计研发。

　　在先进数据分析领域，排名前20的科研机构中中国占据了13个。这项技术对于处理非常庞大且种类非常之多的大型数据集很重要，谷歌、字节跳动和百度等公司在这一领域保持领头羊。中国科学院、加州大学系统和华中科技大学在先进数据分析领域排名靠前。从论文被引用的指标来看，加州大学系统和斯坦福大学位列于前20位；从影响因子来看，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则进入榜单。

　　加州大学系统有10个校区，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旧金山分校和戴维斯分校等著名机构组成，其在机器学习、高性能及计算方面具有一马当先的优势。由于硅谷位于加州，加州大学的很多科研成果都可以迅速地转化用于商业应用。此外，加州大学负责管理和经营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也称为伯克利实验室）。这种产、学结合的模式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科技ECO，有助于关键技术的蓬勃发展。

　　从高被引论文的指标来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都位列前列，印度研究所和新加坡科技大学也排名较为靠前。此外综合看来，印度的塔帕尔工程与技术学院、印度国家理工学院和印度理工学院进入前20名，瑞士、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和伊朗各有一家机构进入前20名。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美国科技公司表现较佳。按H-指数排名，谷歌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排名第一，微软在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排名第六，Facebook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排名第十三，惠普在高性能计算方面排名第十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在高性能计算方面的代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均在根据H-指数的排名中位列前20中。

　　在保护性网络安全领域，即为网络安全而设计的系统、技术和硬件领域，澳大利亚的科研机构排名引人注目，其中，新南威尔士大学排名第一（影响因子），斯温伯恩科技大学和迪肯大学也位列其中。

　　在机器学习领域的人才教育培训方面，美国吸纳并培养了全球大量的人工智能、计算和通信类人才，有众多优秀人才从印度和中国移民至美国工作。但是在研究生培养阶段之后，美国出现了明显人才流失，这些由美国培养的优秀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选择去中国、韩国、欧盟和其他几个国家。中国大量的学生会到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留学，其中许多人也会选择回国就业。澳大利亚和英国同时在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就业方面都做得很好，印度则面临大量的人才流失，因为许多人选择在美国、新加坡和欧洲进行研究生培训，但机器学习方面的人才流失要少得多，因为印度通过就业保留了大部分研究生培训的人才。

　　量子力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科学突破，并最终演变为现代量子力学。其应用于半导体设备、量子计算机等众多领域。量子技术被认为是一项关键的新兴技术，与其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并可能会影响国际合作的前景。

　　据估计，中国给量子技术提供的公共资助最多（超过140亿美元），其次是欧盟（72亿美元），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属于资金较多的欧洲国家，以色列则人均投资最多的国家。澳大利亚在2021年宣布了将投资1.11亿澳元建立国家量子战略和新的国家量子咨询委员会。

　　综合来看，欧盟国家在量子技术方面表现最好，其在所有量子技术方面都是中国的有力竞争者，包括后量子密码学（美国在这一领域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最大）。

　　IBM、谷歌、微软、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是量子研究最大的私人投资者。在美国，超过80%的量子研究资金来自私人部门。2021年全球私人投资约为14亿美元，预计2022年将超过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被用于专注于量子硬件的初创公司，特别是量子计算方面。

　　在量子计算领域，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按影响因子排名来看，谷歌、IBM和仙纳度（Xanadu）位列前20位中。其中，谷歌和IBM主要提供云量子计算服务，谷歌与IonQ合作，已经在提供11量子比特系统的云访问；IBM的Osprey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机（433量子比特），打破了IBM之前用Eagle量子处理器创造的127量子比特的记录；仙纳度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近期宣布建造第一台基于光子的商业化量子容错量子计算机。

　　我们发现，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462篇研究论文中，只有30篇是关于马约拉纳费米子的，而其却能在量子计算领域排名靠前，充分说明了该大学在量子计算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与荷兰在量子技术方面的高投资水平相一致。美国和欧洲的一马当先的优势也体现在人才方面，他们可以吸引和留住大量从事量子计算机的全球人才，这是十分难得的。

　　中国在量子计算方面的进步速度也明显加快，2016年中国政府宣布的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中也包含量子计算。2021年，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团队推出了两篇关于光子量子计算机和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论文，展现了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抱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清华大学也跻身在所有量子技术的前20名之列。

　　在量子通信方面，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也位列前20名的机构之中，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是唯一进入前20名机构中的非大学美国机构。英国的剑桥研究实验室和电信研究实验室也位于前20之列。

　　后量子密码学则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关键技术，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网络交易的安全性依赖于RSA 2048加密密钥提供的安全保障。“关键技术追踪”显示，后量子密码学的顶级研究机构是中国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但尽管如此，美国、英国和欧洲也有实力强劲的机构。日本NTT公司和东芝在这样的领域脱颖而出。尽管美国和欧洲在研究能力和人才教育培训方面与中国相比较弱，但美欧联手仍有望改变技术秩序。

　　量子传感是根据量子力学规律、利用量子效应设计的、用于执行对系统被测量进行变换的物理装置。量子传感器的应用很广泛，涉及精确计时（对能源网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下一代定位系统（实现国防资产的无卫星导航）、生物技术（早期癌症检测的医学成像）、矿物勘探（重力传感器能探索从矿床到天然气和石油矿床的无源领域），等等。目前第一代量子传感器已经以原子钟和超导量子干涉装置（SQuID）的形式实现了商业化。澳大利亚在这一领域走在前列，其研制出的LandTEM系统，是一种用于探测地下矿藏的便携式磁传感器。第二代量子传感器正在与其他量子技术的进步同步发展，它们利用了几十年来在光学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成果。

　　美国在量子传感器方面处于领头羊。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系统处于领头羊。德国在国家排名中位居第三，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是德国在量子传感器方面排名第一的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五家中国机构也排名靠前。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再次排名靠前，在影响因子和高被引论文前10%的机构中都排名第四。

　　先进材料是指那些新近发展或正在发展之中的具有比传统材料更高性的一类材料，其研发及其进展有可能塑造未来的技术进步产出（包括新技术和新材料）。先进材料具体可分为纳米级材料（用于工程机械、电气和光子特性等）、涂料、智能材料等。

　　在先进材料类别的12个子类别中，其相关的应用涉及关键矿物的提取和加工、电瓶、超导体和磁铁等。锂、稀土元素和其他金属（如锰、镍和钴）被认为是关键矿物，因为这些矿产对电动汽车电池的制造很重要。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计划——凭借有利的外国投资条件和巨大的自然资源禀赋，将澳大利亚打造为锂电池生产的主要中心。

　　本研究的数据集显示，关键矿物开采和加工领域，许多中国机构排名靠前，其中中国科学院排名第一，但也有很多其他几个国家的机构位列其中，例如，比利时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y of Leuven）在质量指标方面排名第二或第三；肯塔基大学则是美国关键矿物开采和加工领域排名第一的大学，其在H-指数和高被引论文的指标排名中中分别处于第六和第四的地位；伊朗德黑兰大学在H-指数排名中位列第10，在高引用论文排名中位列第9。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国家官方机构位列前20，例如，埃及的核材料局、日本国家材料科学研究所等。

　　在高规格加工工艺和智能材料领域，印度均表现良好。印度理工学院是高规格加工工艺方面排名第一的机构，印度国立理工学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或第四。印度的强劲表现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益于其人才优势上。

　　在智能材料方面，有三家伊朗机构跻身前20名，分别是阿萨德大学、巴博尔诺希尔瓦尼技术学院和德黑兰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排名第17位（影响因子）和第20位（高被引论文前10%）。从影响因子看，中国众多机构占据了前20名。中国在智能材料和纳米材料及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也在人才流动的数据中有所体现。

　　相比之下，新型超材料子领域则表现出更大的全球多样性。东南大学（中国）排名第一，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两个指标上排名第二和第四，韩国的浦项科技大学（POSTECH）排名第十和第六。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都在前20名之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在新型超材料方面排名第一的机构。

　　在增材制造和连续流化学合成领域，中国都没有排名靠前的机构。在增材制造中，除了中国和美国的机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诺丁汉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米兰理工大学、都灵理工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都位列其中。

　　连续流动化学合成领域也呈现出类似的国家多样性，处于前列的机构包括丹麦技术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和京都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和利兹大学、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荷兰的埃因霍温技术大学、代尔夫特技术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这一排名背后暗含的启示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此平衡一个国家在所有关键技术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的政策建议包括四个主题：（1）促进投资，推动商业化和建立人才管道；（2）全球伙伴关系；（3）为智力资源充能；（4）投资大计划。

　　这些建议旨在提高某些科技领域的表现，这些领域中，当前的专业相关知识集中可能带来突破能力和技术垄断风险。在关键领域提高表现的雄心必须与在前沿领域（如量子计算、先进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以及疫苗和医疗手段）保持优势优势相平衡。我们注意到，我们列出的这些建议，一些政府慢慢的开始着手实施，但许多政府还没有行动，或者只是部分实施。

　　重要的是要强调，卓越的研究不是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的水龙头，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建立和发展，才可能真正在高度和创新性上领先世界。同样，数十年的投资也可能因为切断资金以应对短期压力而前功尽弃。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不是一个无摩擦的劳动力市场。此外，我们一定要规避奖励研究量的陷阱。许多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如果看研究量，在许多技术上表现良好，但检视其影响力引子或在前10%出版物中的占比时，就会跌破前20名。大量的低质量研究并不是技术创新的成功途径。

　　确保长期、稳定的资金对吸引顶尖人才很重要，政府必须建立更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机制来激励大学、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关键技术常常要高水平的专业相关知识（研究生水平）或专业培训。博士奖学金和随后的工作机会目前不足以留住人才。此外，一些国家缺乏技术生态系统，这往往是熟练的研究、技术人员迁往海外以改善商业化前景和获取风险投资的驱动力。2015年从澳大利亚迁入硅谷的初创公司Psi Quantum（译注：一家量子计算领域的硅光芯片企业）就是一个例子。为了更好的提高自己的地位，各国一定要专注于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领域建立更具吸引力的职业路径。

　　（1）风险投资税收优惠。风险投资资金可以推动创新。政府应调整税收框架，鼓励私人投资流向支持技术创新、研发和商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

　　（2）公募基金按比例投资匹配。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挪威、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应该在资源繁荣时期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荷兰病”（译注：即资源诅咒）。“荷兰病”减少了对非繁荣部门的投资，因此当采矿投资有望获得更高的回报时，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就会匮乏。因此投资配比就是一种有效策略。

　　（3）国家战略。对于个别技术，政府应制定既明确又雄心勃勃的国家战略。商业化要建立在战略决策和政策之上。台积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台湾方面曾经由政府游说美国半导体公司在1990年代接待其研究人员接受半导体加工培训，并从英特尔挖角张忠谋回到台湾并成立台积电。

　　（4）公私合作建立商业化中心。政府和企业界应合作支持和建设商业化中心，一部分设在研究机构（大学或实验室），一部分在科技园区等区域。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表现最好的研究机构可以与资金充足的优秀商业化中心配对，创造出大量的专家人才和专业基础设施，促进前沿研究。大学通常没有资源将关键技术推向商业化，但以国家商业化中心的形式提供商业化专业相关知识，可以将有前途的技术带入商业化，并创造新的技术岗位。例如，硅谷和加州大学系统之间的积极流动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研究人员会感到他们有能力将创新推向科技公司。在埃因霍温（Eindhoven）和荷兰技术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动态。国防部也应该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支持商业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供了一个良好模型，它在促进创新和吸引学术界、私营企业团队方面的成功值得研究。

　　（5）新技术签证。利用现有框架和双边机制（包括但不限于QUAD和AUKUS），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互惠技术签证计划。签证提供对目标大学学历的相互承认，并在成功完成培训后保证工作权利，签证接受者在完成学业时应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的优惠途径，这对于留住年轻聪明的优秀头脑至关重要。

　　（6）技术培养和训练学位增加额外权重。通过制定或修改必要的法律、规则，为专注于推进关键技术知识的研究学位提供额外的权重，以鼓励学科发展（一些国家为高成本研究领域的研究学位提供了更慷慨的资金）。

　　（7）面向学生和技术人员的关键技术奖学金。政府应立即增加对专业博士奖学金的资助，并为科技企业来提供令人信服的财政激发鼓励措施，以开展大型培训生项目。每个国家都能够准确的通过他们盼望在未来几十年内专攻的技术调整这些激发鼓励措施，并通过相关机构进行分配，包括教育、培训和科学部门。政策设计阶段就应考虑公民身份资格要求，可以给予一国本国公民更高的权重，以增强国内能力。

　　（8）增加博士奖学金津贴。政府应该增加所有博士奖学金津贴，至少与最低工资相当。这在提振博士教育和更广泛的大学建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广泛的支持有助于提高学术体系的收入，并提升高质量教育所必须的学校基础设施和服务。

　　（9）劳动力培训和技能提升。各国需要投资建设其技术生态系统，政府应引入更多的劳动力培训和技能提升措施。包括：补贴培训、专业课程折扣和支持在职指导计划，以鼓励更多较早进入职场的人才流入对每个国家最重要的特定技术领域。

　　（10）加大对政策智库的支持力度。除私营部门外，政府还应为其智库圈与政策相关的技术项目提供资金。目前，世界上很少有智库有专门的、高性能的技术项目来为政策提供信息和制定政策。

　　（11）签证筛选。在签证筛选计划中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以限制非法技术转让。如果访问人员隶属于与非伙伴政府有关系的国防研究机构，或个人参与外国技术转让计划时，审查必须特别严格并进行长期追踪。政府要与大学密切合作，建立外国干预委员会，组织政府、企业和学术代表人员合作，打击在科技领域参与干扰研发和非法技术转让的各种行为者。

　　（12）人才出口管制。因此即使有争议，也应该对某些关键技术方面具有专业相关知识的研究人员设置较严格的行动限制。技术人员被招募前往敌对国家领导国防有关技术研究项目应该被严格禁止。行动限制应当与个人自由相平衡，因此应该明确识别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并减少入侵性控制。国家应使用实体列表来明确概述这些限制适用的特定国家和研究领域，以免产生歧义。最近国家发布的禁止美国公民在中国半导体企业任职的限制就属于此类。

　　（13）建设研发友岸机会。探索和发展互惠互利的研发友岸安排，以提高集体供应链弹性，让各伙伴国家能够各自发挥其优势，并为弱势地区提供供应保障。

　　（14）分而治之责任的广度和深度。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考虑更进一步，签订一项正式协议，指定某些国家在一系列相关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可以负责建立或扩大研究和商业化中心，接待来自成员国的客座研究人员。伙伴计划资格要与技术签证计划和博士奖学金计划相关联。

　　（15）合伙捐赠。由各国政府设立一类特殊的研究补助金，以支持加入前述友岸支持和签证计划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关键技术探讨研究和人员培训。计划可以以欧盟的地平线欧洲计划为蓝本。可优先考虑的合作包括：印度、美国和英国，高规格加工工艺；四方联盟（QUAD）加新加坡，纳米级材料和制造；四方联盟加韩国、德国和新加坡，氢氨发电；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和日本，太空发射系统；四方联盟、奥库斯（AUKUS）加意大利和德国，小型卫星。

　　（16）有战略地抓取关键技术情报。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情报机构应该在总体战略的领导和掌握之下。情报界需要同时做两件事：首先，支持政府在部分或全部技术方面竞相追赶；其次，建立更大的能力，以了解中国在广泛的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先程度。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新的机制、报告流、信息集合架构和合作计划。

　　（17）建立新的中国技术情报中心。五眼联盟和日本应该建立一个针对中国技术情报进行收集和分析的中心。它应该采用新的团队和结构，从头建设。这一计划要求参与国家快速响应，做出重要贡献，因为只有汇集充分资源、最大化信息共享并有效促进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计划才能成功。联盟各国之间的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信任、分享和技能转让，计划负责人可以由主要捐助国轮流指派。一旦中心启动并运行，可以要求别的有资格的国家（如印度和韩国）加入。中心工作可以从开源情报开始。多政府情报工作总是很复杂，这个入手点能够迅速开发有价值的新报告和分析流，为计划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并为政府提供空间和机会，在非机密的环境中深化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共享经验教训、贸易技巧和创新（如大数据研究和实践）。

　　（18）深化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盟友圈需要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合作包括：投资和加强“情报外交”能力，不仅分享信息，还要分享实际的技术和数据专长。为了使联盟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建立总体一马当先的优势和更大的技术优势，情报界需要发挥关键作用。

　　（19）在政府之外与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大部分技术进步发生在政府之外的非机密空间，但情报界很难在情报界范围之外进行协作，更加不用说在政府之外了。这种情况需要改变，联盟必须让政府以外的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参与者加入，以获得他们不具备的专业相关知识、内容和数据集。深化外部参与的方法之一是加强对开源研究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

　　（20）加强情报主管的公开交流。政治领导人应当留出空间，让情报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更多地与公众交流。公共服务的全部意义在于提供坦率和无畏的建议和分析，为更好的政策和决策提供信息。公众也有权听取建议，并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将影响社会、经济和生计的战略、地理政治学和技术挑战。

　　（21）设立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各国政府应建立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并逐年增加，用于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核创新。资产金额来源应当包括：国民总收入的特殊的比例（例如0.5%-0.7%）和工业界共同投资等。基金的支持对象则是所有关键技术领域（从气候和能源到AI和量子技术）中最有前途的研发计划。

　　（22）将部分资金分配给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主权财富基金应设定一个最低比例，将该比例的资金分配给特定领域的高风险、高回报项目。高风险资助应通过政府机构（或由多个相关机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该机构应该了解公开和秘密进行的研究和创新，并考虑到经济、情报、国家安全和国防以及气候、能源和环境等每个方面，根据综合条件确定项目优先顺序。

　　（23）制定技术法案。像美国的《芯片法案》一样，联盟各国都应进行技术立法，以凝聚力量实施上述政策建议。这样的立法会涉及政府工作的每个方面，也需要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政治家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