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毕业,都在厂子弟学校读书,当年我们这种三线厂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一定是当地最好的,无论是教师资质还是生源。
当年子弟学校是由厂里直接管理,直接拨款,硬件条件都是当地最好的。子弟学校的老师要么是师范学校分配的,要么是厂职工兼职,那时候厂矿单位条件比地方上好太多,师范学校毕业生都抢着来,而兼职的厂职工,大多是工程师技术员出身,本身学历就高。
子弟学校厂子弟占比超过80%,在那个年代,厂职工重视教育,而且家庭条件比地方上好很多,厂子弟只要专心读书就好,其余的不用操心。所以厂子弟学校的大专院校录取率比地方上好太多。
比如我们边上就是068基地,他们当年是七机部直属单位,三线建设期间航天工业第八个基地,最早是造拦截导弹的,比我们厂级别高,条件好。所以他们的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就比我们强,我们很多子弟初中毕业后,都想办法转到他们的子弟学校读高中。
而附近地方上的学校完全没办法和我们比,不是地方学校的孩子智商不够,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了学校教育资源和家庭的教育资源,他们拼不过我们。
如果把这个状况放大到全国的话,大家就会发现情况是一样的,优秀的教育资源都在经济好的地区。省会比地级市强,地级市比县城强,县城比乡镇强,乡镇的学校现在都已经招不到学生了。
所以教育是没有很好的方法绝对公平的,经济条件极大的影响了教育资源的分配,而高考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了。
但是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因为如今全国有好几套不同的高考试卷,考题不一样,大学全国各个省份的录取名额也不一样,导致分数线也不一样。
考研导师张雪峰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毕业于河南郑州大学,他曾经说过,大学时候同一个寝室的人,高考分数最大的差距有将近100分,河南的同学分数最高。
所以很多人提议,全国应该统一,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考卷,统一排名,大学也不要设置各省的录取名额,就按分数来,谁高录取谁。
这看起来是一个公平的方式,但实际上很幼稚,一但真的实施,一定会被现实打的稀烂。
就以高校名额分配制来说,看似不公平,实际最公平,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
高校名额分配制度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三大案中的南北榜案,奠定了高等教育名额分配制。
明洪武三十年的科考中,状元是福建人;榜眼是江西人;探花是浙江人,剩下的所有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这下北方学子不干了,特别是北方学子背后的北方氏族不干了,就闹了起来。
那为什么北方学子就没有一个人录取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那时候北方的教育条件比南方差太远了。
自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就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乱世之中求生存,耍大刀要比读书认字管用多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想在北方出人头地,一定是成为武将,北方世家选取青年才俊,肯定不是选书读得多的,都是选脑袋砍得多的。
当时南方相对比较太平,那些名家大儒抡不动刀子,在北方也活不下去,所以大多数都逃到南方,依附于南方的大家族,这就导致南方教育条件优于北方,年轻人出人头地以读书当文官为主。
这个原因导致北方在教育上一直就不如南方,比如宋仁宗时期的状元共有30人,南方人就有21人,占比高达70%,北宋进士9630人中,南方诸省就有9164人,占了95.2%。
到了明朝,北方教育依旧没有缓过来,那个年代地方上最好的教育机构就是书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重点,洪武年间全国书院一共有四十几个,北方只有3个,其余的全部在南方。
但是北方疆域还是要靠北方大家族去守护的,科举选拔的是官员,如果朝廷里的文官全是南方人也不行,朱元璋为了平衡南北方的势力,取消了第一次科考的名单,当年就再考了一次,这次录取的全部是北方学子。
一直用这种强硬的政治手段管理科举也不是办法,所以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大明朝实施南北分卷制度,并按照“南六北四”的录取比例录取进士。
看似不公平,北方吃亏了,但了解历史背景的就知道,这40%的名额,也是强行从南方抢过来的,在那个年代如果凭本事考的线%都没有。
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朝直接把名额分配到了各个地区,分配标准是所谓的“文风高下、钱粮人口”。其中顺天府,江南府最多,贵州最少,名额差距有四倍。
而且那时候也开始有录取率了,就拿顺天府和江南府来说,两家的名额是差不多的,但是顺天府辖区面积和人口都要小于江南府,所以江南中举比例是145∶1,而顺天府为20∶1。
因此那个年代就有了高考移民,据说当时冒充广西考生的最多,因为广西虽然名额少,但是考生更加少,有点像如今西藏青海的情况,而当时高考移民的主力军就是江南府的考生,成绩好,而且有钱。
然后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个制度诞生之初,其实就为了平衡各个地区,因地方教育条件的差距,而带来的高考(科考)录取数量的差距。
之前各个省份的大学招收名额是分配的,每个地方名额就那么多,上海深圳杭州再有钱,也只能搞内卷,如果不分配了,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他们能够和全国考生抢名额了,那就不是内卷,那就是降维打击了。
之前看许知远的《十三邀》讲到县城中学那一集,湖南长沙县六中的校长,谈到学校教育经费的时候说,有一年,他们这些县城中学的校长,集体去上海的某个“模范中学”考察学习,发现那个中学,高三毕业班的全体老师,在高考完以后拿到的奖金总额,比长沙县六中一整年的教育经费都高。
第二就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生活,不仅对老师个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还会改变老师家人的人生轨迹。
比如一个县城老师的孩子,如果能拥有深圳户口在深圳长大,和小县城相比,无论教育条件和医疗条件还是未来的发展,都完全是两个世界。
说句极端的,光一个北京上海的户口,多少地级市的老师能够不动心,浙江广州的一个教师编制,山河四省的优秀教师有几个能不坐怀不乱?
再加上十倍以上的收入,谁扛得住这种诱惑?老师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也要生活,大概率都会跑到经济发达地区去,优秀教师跑完了,优秀的生源也会跟着跑,但凡家里有条件的,肯定会把孩子转走,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考录取率,会逐渐接近于零,这些地区的孩子,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到了当时,才是真正的教育灾难。
而材和考卷其实比大学招生名额不分配还可怕,地区经济的差距会赤裸裸的挡在所有孩子面前。
北京孩子的历史课是在国家博物馆里学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地理课本上的那些地方,这一些孩子寒暑假都被父母带去看过。
上海的一个户外观察昆虫小组,针对七岁以下的儿童,陪同这帮孩子去公园观察昆虫的,是上海中科院的昆虫学专家。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腾讯的一个中层干部,他儿子学校要求家长每学期去给孩子们上一节课,内容就是自己工作当中的知识,他去讲课的题目是《如何互联网用户贴人群标签》,这是深圳一个初中生在学校会学到的东西。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出高考题,九成以上县城的孩子恐怕完全无从下笔,这不是靠刷题能学会的知识,这就是地区经济差距带来的天然壁垒。
所以根据地区真实的情况出教材,根据教材制定考题,分配高校在各地的招收名额,才能照顾到大多数普通地区,普通人家的孩子。
所以不用怀疑国家管理者的智慧,如今的高考制度,是经过不断权衡利弊以后制定的,看似有瑕疵,但是已经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部分的孩子,不会因为出生地的经济水平,不会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完全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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